理解苦难 需要能力

    微博等新兴传播方式，正让普通人与公共事务的接驳越来越无缝化，越来越多的人只需动动鼠标键盘，就可以指点天下， 臧否人物。然而，社会的痛苦并不会在对“正义”、“民主”、“弱势群体”等概念的消费中灰飞烟灭。恰恰相反，虚空的概念不仅无益于我们对这个社会的认识，而且容易将人们带离具体的语境，使他们一边义愤填膺，一边麻木不仁。   

    那么，该用怎样的针线，缝合社会的伤口？郭于华的新书《倾听底层》给出了一种答案。作者在前言中指出， 美国人类学家凯博文认为痛苦作为一种社会经历，理解它时，“不能把个体从社会层面的分析中分离，将表达从经验中分离”，理解他人的苦难，是需要智识上的能力的。 这一能力，在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那里，是为“在具体情境中的个人烦恼和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之间建立联系，在微观的经验材料和宏观的社会历史之间进行穿梭的能力 。” 

    郭于华长期从事20世纪下半叶中国农民口述历史的收集和研究工作，体会到苦难中的农民身体之苦、心灵之苦，她希望用文字来关怀这些大写历史中鲜见的底层百姓，并用社会学这把学术之刃，解析痛苦的根源。 

    她的学术随笔集《倾听底层》在不同的方面强调“我们如何讲述苦难，如何看待、理解他人的苦难”，旨在提升读者理解苦难的能力。

    书中15篇文章，《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是最独辟蹊径的。此文首要的价值之一，是将长期在中国的社会变革正史中无声无息的农村妇女推到了历史前台：农业合作化是中国改造农村社会结构的重大社会工程，农村妇女本是参与的重要主体，也是这项社会工程胜利的表征。然而，由于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与自身文化水平的限制，即使郭于华及其同事深入到田野中，受访的农村妇女，面对农业合作化的相关历史，大多数的回答是：“不记得了”，“问我当家人吧”。

    这是作者发现的私人史与官方历史的第一个脱节，即与所有宣传中热热闹闹的“铁娘子层出不穷，以生产促女性解放”不一样，对普通农村女性来说，农业合作化，更多只是一个概念。

    另一个脱节则是，与农业合作化的各种农业飘红成绩相悖的是，骥村女性对于农业合作化，是通过她们对“病痛的记忆、对养育的记忆、对食物的记忆”来再现的。

    农业合作化，对农村女性而言，最直接的变化，是劳动量的增加。她们不仅要承担做饭、洗衣、照顾老幼等传统的性别分工，还要参与农田建设，如填沟、打坝、修造梯田等集体劳动。劳损引起的病痛是这些女性对农业合作化的直观记忆——“我们那阵修梯田，拍畔（陕北方言：用铁锹将土拍实）去了……你拍不好，塌了就是你的问题，谁的畔塌了，谁负责。我二十几上就有病了……心脏病，心脏不舒服，一满（方言：完全）不能沾响动，一沾响动，就解不了。就难活了。”农业合作化给她们带来的第二重痛苦，是不能照顾年幼的孩子，这种牵挂的痛苦并不亚于病痛。“那阵黑夜也劳动去嘛，黑夜不回来，娃娃怕的啊，枕头被子拦得这么高高，两个（五岁的娃娃与三岁的娃娃）抱定在被子后面睡着了。”对食物的记忆是：“男人在家里，打这么一马勺介，还不得够，不得够也就不得够，不得够你少吃点嘛，你婆姨女子你不一样，你就要少吃嘛。”

    尽管集体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村女性打开了原先封闭的空间，甚至不无“振奋与愉悦”，但郭于华指出，此为妇女解放的幻象，女性走出家庭参加集体劳动并非真正地从所谓“私领域”进入“公领域”，而是一个从一种被支配状态（此前受传统的家庭约束），进入另一种被支配状态（被集体和国家支配）的过程。

    作者分析的精彩在于，如何运用“心灵的集体化”这个概念，揭开“生活那么不好，为何还高兴”之谜。谜底在于“全都一样样介”（方言：全都一样）。郭于华认为，在进行主流意识的共产主义灌输时，不难发现一种古老的作为农民文化传统的共同体意识和大同理想。“在重新建构农村社会的同时也重构了农民的心灵”。此外，“大伙都一样样介”与当今社会的分化形成比较，从而使过去的苦变得可以承受。

    此文是作者的一种探索性的努力，“在民众生活的微观历史与宏观历史之间建立联系，贯通个体记忆和社会记忆，底层表达与宏大叙事之间的关系”。而农村女性，这一最不为正史所重视的群体，因其没有能力按照正式认可的话语讲述而被边缘化。但在作者笔下，她们成为窥探尘封历史的最佳视角。透过陕北农村女性的讲述，农业合作化这一历史进程变得立体化而清晰可感，其中的逻辑及其对人心智的宰制也变得呼之欲出。

    对于进城务工人员，郭于华也长期关注，并采取不同的维度来分析农民工的流动——《改换生存方式的冲动：中国农民非农活动的文化意义》。她在1998年写这篇文章时讲述了这样一个案例：在安徽，一个年龄才22岁的青年，已有着丰富的外出经历，曾远行至俄罗斯，几经波折，在东北某市曾与人打架，腿上被刺过一刀，胳膊上还中了两枪。问他为什么出去，此前一直在农村生长的他回答，在农村生活不习惯。

    郭于华认为，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改换生存方式的强烈冲动，来源于观念意识的重大变异，外出务工经商和留下务农分别代表着现代与保守两种不同的生存取向。意味着有本事和没出息这样的标签之别。这就使得对于农民外出务工有了经济因素之外的理解。

    大众媒体对于外面世界的宣介，以及同辈群体出外打工所带来的新鲜城市生活的信息，是推动农村青年走出去的巨大引擎。

    更重要的是，农村青年走出去，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里，以代际传递为主的文化传递在全球化、信息化的现代社会中，支离破碎。代际之间对新鲜事物的认知范围、认知程度甚至出现了倒转：即年轻人的所知所感全面超过了老年人。在文化上，只有出去，才能真正与“现代”接轨。这是农村青年在文化中的择优选择。

    然而，这种个体的自由选择对于整个社会未必都是好事。郭于华在10多年前就指出，“摆脱了土地的束缚，是否就能腾飞了？如果走掉的是农村人口中的精华，而留下来务农的是在年龄、教育、性别等方面都处于劣势的人们，那么，农业的现代化和高效益，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农村家庭和社区的稳定与繁荣，都会面临危机和困境。以及，进城打工的农民是否就能融入城市社会，也是悬而未决的事。”

    乡村建设，是中国现代化以来常谈常新的议题，至今一直忽视却最重要的是，基于本土的文化建设。这种文化建设将不再是单一地将城市文化移植到农村，而是因地制宜地发展地方文化，兼收并蓄地接纳全球化文化与普世价值。当下，乌坎村的发展进程颇值得关注，乌坎村的特征就在于，在历次的政治风波中，保存了完好的传统乡规民约制度。这恰与现代民主的协商制度相匹配。同时，乌坎村也有着非常高的网络普及度，对新生事物的高度包容，使得乌坎当地青年在文化认同上与城市青年并无二致。一个可以接纳新鲜文化的基层社会文化母体，才会和青年一道成长，而不是人地分离，使得故乡沦陷于荒芜。

    郭于华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许多她的同龄人，读书时被下放，考不上大学于是进厂务工，年富力强时被下岗。对此，她在《生命周期与社会保障——下岗失业工人生命历程的社会学探索》一文中，展开了分析。 

    通过观察这一群体的生命历程，“可以典型地体现着社会结构性变迁的特点，承担着市场转型的代价”。

    “4050”群体，正值年富力强，却因下岗打乱了正常的生命节奏。在本该赡养老人时，不得不仰仗父母过活。一位下岗失业者这样讲述道：“厂里我们这样的人多，我还算比较幸运，与父母在一起，吃我父母的，要是我们三个人就过不活了。她也下岗了，没有收入，有的时候，心里是不得劲，但是不去，你咋整？大老爷们儿也窝囊。”

    除了生计上的困难等客观描述外，还有访谈对象主观上的描述，“4050”下岗失业人员对于自己的社会年龄是这样评价的：“我现在的生活就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此外，人们还常常回忆和怀念下岗前的生活，他们在成年中期的时候对于自我社会年龄的体验却是成年晚期甚至老年期的。 

    这些都显现出郭于华的学术观照：“记录普通生命的历程，书写未被书写的历史，改变以往仅从精英角度对社会变革的关注和分析，从底层的视角、为沉默的大多数关注和破解社会转型，从事这些工作，我们需要良知和记忆，需要洞穿历史与现实的眼光，需要深沉的悲悯之心和浑厚的智慧，如此才能从平凡琐细中构建出大气磅礴，从细语微言中发掘出黄钟大吕，生产出有意义的知识。”

    或许，本书最大的落脚点不在讲述苦难本身，而是通过调查，让那些与体制、社会政策相关联的弱势群体“发声”，通过倾听他们的苦难，去获得对“一种政治文明及其转型过程、机制、逻辑与技术的洞察”。

    无论如何，这是一本有良知、有温度的学术作品，对于人们如何理解中国当下他人的痛苦，提供了一种分析维度，一种学术关怀和一种智识上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