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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有近200个国家。不管按经济总量，还是按人均收入来估量，许多国家间的贫富之别都形同天壤。有的国家十分富有，富得流油；而有的国家却相当贫穷，穷得连揭锅都困难。为什么？追溯历史，这也算是一个头绪繁杂的老大难问题。
说这问题老，是因为它争来争去，往少里说也有250多年了。狩猎采集、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或者从事定居农牧业但却靠天吃饭的封建社会，世界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不了多少，人均财富占有也不相上下。
公元1500年前后，民族国家开始在欧洲形成，欧洲站在了超越其他地区的起跑线上。但此时，欧洲并不比其他地区富裕。到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端，然后扩展到欧洲大陆和美国。此后，西方发展一路狂飙，工业贸易拓展加以工业化后的船坚炮利四处征服抢掠，财富越聚越多，其他地区被越来越远抛在了后边。从这时起，说起富国和穷国，大致就是指西方和东方。
说这问题大，是因为它涉及的范围广，不只是一个国家，也不只是一个地区，而是全世界。
说这问题难，是因为它牵涉的成因太多而且相互纠缠复杂，如地理、文化、气候、资源、教育、制度、科技和宗教等方方面面，几乎无所不包。正因为如此，要想给出普遍认同的答案便是难上加难。
亚当·斯密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他撰写《国富论》时，并没有把为什么有些国家富而有些国家穷作为该书的主题，而是匠心独具地探讨了资本主义国家增加财富的方法。
300年后的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在其《不合逻辑的新马克思主义》一文中说：“为什么有些国家富而有些国家穷，至今还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
1998年，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和经济学教授戴维·兰德斯完成了《国富国穷》一书。他从地理、文化、制度、自然资源、历史传统等方面对国家的贫富演变作了全面而细致的分析。该书一问世便受到追捧，被西方学界誉为划时代的《新国富论》，堪与斯密的《国富论》相媲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罗伯特·索罗将其称为“世界经济史通鉴”。
《国富国穷》确实引人入胜。它说欧洲地理条件优越，有利于农业和技术发展，所以欧洲变富了。它说赤道地区国家气候炎热，病菌繁衍旺盛，致使该地区的国家普遍贫穷。林林总总的原因，兰德斯教授罗列了一大堆。初听起来很有道理，细琢磨起来又觉得并不是全有道理。或许，是因为兰德斯列出的原因太多，全书竟没有一个原因令人难以忘怀。
难道将其中的一个原因说清讲透不行吗？刚刚出版的《国家为何失败》便作了这方面的尝试。
这本书的作者有两位。一位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达龙·阿杰姆奥卢，另一位是哈佛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詹姆斯·鲁滨逊。他俩认为：“国家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是由于制度不同、影响经济运行的规则不同、激励民众的手段不同。”这些概括成一句话就是，国家的贫富是由制度的优劣决定的。
这本书里说的制度，既包括政治制度，也包括经济制度。
这本书还将制度进一步分为“掠夺型”和“普惠型”两种。前者指的是“少数人的富裕是建立在牺牲大众利益基础之上的制度”，后者指的是“人人享有自由和平等经济机会的制度”。实行“普惠型”制度的国家，国富民也富，如英国和美国。实行“掠夺型”制度的国家，则国穷民也穷，如埃及和津巴布韦。
书中剖析了埃及这个例子。这个文明古国曾推翻过奥斯曼帝国和大英帝国对其实施的“掠夺型”统治，1952年又推翻了本国的王权统治。但经历了数次革命的埃及却没有像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那样建立起“普惠型”制度，革命的结果只是推翻了不同的统治者，却沿袭了只为少数人谋利益的旧制度。比如，穆巴拉克统治埃及30年，其家族敛财700亿美元，而20%的埃及百姓一直生活在赤贫中，普通民众的收入只相当于美国人的12%。这也是埃及爆发“阿拉伯之春”革命的根本原因。
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国富国穷》一书说，最富有的工业化国家（如瑞士）与最贫穷的国家（如莫桑比克）相比，人均收入之比为400∶1。而在250年前，最富和最穷国家人均收入之比约为5∶1。《国家为何失败》一书说，按照购买力调整后的价值计算，美国人均收入是阿富汗的50倍，是津巴布韦的100倍。
用制度因素来分析一个国家的富有和贫穷，简单地说就是制度经济学。虽然用一种学说分析国富国穷这样的大问题很容易被人找出漏洞，但用它来分析穷国为什么贫穷时，还是颇有说服力的。《国家为何失败》一书还将朝鲜和韩国作为例证，以彰显其理论的强大解释力。
1895年，康有为在北京成立了“强学会”。他为学生剖析清朝为何贫穷落后时强调，制度腐败是根本原因。他给中国富强开出的药方是变法——建立新制度。当然，“强学会”与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不是一回事儿。但如果康有为知道自己当时讲的就是现在的制度经济学，变法失败流亡美国后也可以混个大学教授当当。
张兴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