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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伟救了422个人的命。人们喊他是英雄，还要把他的事迹拍成大片。
但他从不以英雄自居，“这只是我的工作”。
这份工作叫做救捞。渤海湾方圆7.7万平方公里的海区上，每天有上万条船舶穿梭。天气突变，船只纷纷返港避风，交通运输部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就要准备工作。一旦接到险情警报，潘伟将立即带领救助队员出发。
着便装的潘伟更像是个“文艺范儿资深帅哥”。但工作时，他马上有了灾难片主角的风范：他是机长，主要任务是控制飞机悬停在海面上，救助队员拉一条钢索滑下，带上遇险者升空。
获救之际，遇险者和家属往往激动得难以自抑，当场就要下跪为谢。
这时候，潘伟倒没一点儿“大片主角”的豪迈和利落，颇不自在。他甚至一字一句地告诉别人：“我很渺小，是这份工作伟大。”
2003年，交通部决定加强渤海湾海上救助力量，组建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时任沈阳军区空军直升机队大队长的潘伟转业，来到交通部救助打捞局。
2005年10月22日，潘伟带队去烟台开发区夹河口救一名养殖工人。机组成员的头盔上装有摄像头，留下当时的画面：相当于两层楼高的一个浪头打来，渔船当即侧立，犹如一片树叶，随时可能被揉碎；海上阵风10级，浪头此起彼伏，渔民死死地抠着船帮，命悬一线。
救生员是90多公斤的山东大汉孔伟，他顺着钢索被放下去，马上在狂风中“荡起秋千”，摆幅有十几米。直升机悬停在渔船上方，接连3次都因救生员空中摆幅过大和渔船剧烈摇摆而无法登船。
第四次，机组重新调整登船的位置，在海浪托起小船的瞬间，绞车手及时放长钢索，救生员乘势踩着船帮滚到前甲板。可就在这一刻，钢索被渔船的桅杆缠住。缠着钢索的船在风浪中疯狂跳跃，随时可能将直升机拽入大海。
所有人的生命走向就要在这一瞬间被决定。
绞车手建议切断钢索。这是国际常规处理方法，保证机组人员安全，但这也意味着孔伟和渔民再也无法登机。在这种天气下，他们只会被大海吞没。
钢索被小船拽得发出“嘣、嘣”巨响，直升机也被钢索拽得左右摇晃，每一秒都是事关人命的赌博，绞车手多次请求切断钢索，潘伟就是不肯。
“把钢索全部放出！”这个平时和声细语的男人，当时几乎是在吼：“放、放、再放！”
当小船又出现在潘伟视线的一瞬，潘伟立刻指示绞车手引导自己操纵直升机，逆时针绕飞小船解开钢索。孔伟也抓住解开钢索的一瞬间，和渔民翻滚跳到船外，迅速被直升机吊起。
从不太清晰的影像里看这些片段都令人腿软，何况亲历。有人想用文字来描述他，莫不以“可歌可泣”和“大爱无疆”来赞誉。
可在他亲手带出来的徒弟、救助队员王浩眼里，这是最朴素的情感——温情。
为什么不切钢缆？潘伟就念叨一句话：“孔伟是我的兄弟，抛下他，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的。”
碧海晴天的时候，这群驻扎在烟台的生死兄弟偶尔得闲。他们也像普通人一样，聚聚餐，喝喝酒，聊聊天。作为长辈，潘伟还惦记着小伙子们的成家问题、买房问题，或者组织大家建个小乐队、读书会。
一旦出海，这些寻常的幸福就要拿出去赌博。
2007年4月30日下午，威海海域有一艘渔船上的渔民因重度昏迷急需抢救，但其所在位置大大超过救助直升机的作业范围。这又是一次选择：按直升机油耗，飞到后只能给救助留下10分钟，但找船、登船、担架捆扎的最低极限也要20分钟。
救，还是不救？潘伟出发了。
他驾驶直升机快速飞到渔船上空，但这艘渔船桅杆高、缆线多，可供登船的面积非常小，颠簸的浪潮使登船更为困难。而且飞机油量已经报警，不返航意味着有可能在海上迫降。
潘伟决定，马上让渔船停船、减速，减小摇摆，利用船头还没随风调向的瞬间快速登船，再直接将伤员救上来。不等救生员完全进舱，潘伟就操纵直升机迅速调整方向，顶风返航。
直升机在夜色中冒雨回到威海的一刻，油量已到最低极限。
像这样只有英雄和冒险家才会去挑战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什么要去？
“我们在飞机上能看到的，都是船上的人仰着头，盼着我们。”潘伟说，“想到他们的眼神，我觉得自己不能不去。”
也有时候，由于天气恶劣和路途遥远等原因，等机组到了事发地，报警的人已经沉睡不醒。
“这种时候，机舱里没一个人说话。”王浩说，“潘队总是要耗尽最后一点油，反复地搜寻，即使遇难，也要看到尸体才死心。”
有一次机组赶到时，反复搜寻也不见渔民踪影。潘伟让王浩下去，把仅存有一丝气息的小狗救了上来，因为“这也是一条生命，救了就有希望。”
2006年10月17日，新宝1号货轮发生故障即将沉船，潘伟机组连续工作9小时，飞行7个多小时，把14名船员全部救回；2010年8月19日，大暴雨下的鸭绿江丹东段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次大洪峰，自8月19日至22日的3天时间内，潘伟机组共出动直升机20架次，成功解救被洪水围困的群众39人。
潘伟救了422个人，这里面的故事都够拍成系列电影了，可“主角”潘伟到现在也没点儿“舍我其谁”的英雄架势。
“我没什么特别。”他的话甚至真诚得“过头”，“有时候我下了飞机，想想飞机上那个人，心里也有点起疑，那是我吗？”
甚至在机组拍的一张合影里，主角也是一群生龙活虎的年轻救助队员，不仔细寻找，很难看见队长潘伟站在右侧。
但任务来了，有人遇险了，潘伟就没有不冲在前面的时候。过去几年间，他平均每年值班300多天，建立3个飞行救助基地和24个临时起降点，探索的救助模式在东部和南部海区推广。
“那些遇险的人，都像亲人一样，要想尽一切办法救他们。”他说。
他救的大多数是最普通的渔民、岛民。飞行队刚成立的时候，老百姓并不知道出海遇险，能有人开着直升机来救人，后来知道了，也不太敢打电话申请救援。
“出一趟飞机来救人，那得多少钱？”渔民不敢想象。
“1分钱不要！”交通运输部救捞局党委副书记余世成说，在整个社会都以为“一切皆有价格”的时候，甚至对生命都能讨价还价，令人痛心，“老百姓在海上遇险，谁该出力帮忙？当然是政府的职责。”
国家每年投入18亿元用于这里的救助事业，飞机上的一个座椅就和一辆中档汽车的价格相当。但救助队的“英雄”们现在还在一栋半旧的三层小楼里办公，他们的收入在同辈中算是“中等偏下”，“因为啥？因为国家给钱，是用来救人的。”
他们的双耳因长时间在强噪音的影响下嗡嗡作响，双手因长时间紧张劳作而不停地颤抖。有时他们一天从早飞到晚，最多一天要完成5起任务，午饭是饼干、矿泉水。
要是用钱来考量，这份工作的“性价比”实在不高。要说出名和风光，远离海岸线而不被海难威胁的人们，也很少知道这支队伍。
但潘伟和队员们很满足。“我喜欢这份工作。”潘伟的口头禅，成了全队的口头禅，“没有什么比救人更有意义。”
潘伟先后获得国际海事组织授予的“海上特别勇敢奖”，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交通运输部授予的“交通运输系统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入选国家海洋局“新中国成立60年十大海洋人物”。
记者非要去数数，这位英雄获得的锦旗有多少。在办公楼顶层最边上的一个小房间里，他们看到了答案：地上桌上满是锦旗，各级别的表彰不够摆放，摞成一叠又一叠。
有个女记者看不过去，高声叫了起来：“潘伟，为什么不把这些锦旗挂在走廊里，把这一栋楼都挂满！”
他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出了屋。
“看到有人落难，心里就想救他，每个人都会这么想的。”在这个自称平凡的主角身上，有一种平凡到发光的东西，“我救的人多一些，是因为我的命运与集体和国家的使命相连。”
本报记者 白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