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情

    对学生潘的执著，我是真的怕了。若是他执著于学习，我当然甘愿为他效劳，可惜，他永远都是班里拖后腿且不自知的那一个。这次，又是如此。

    他因为学分不够，过来选修我的课程，但来过几次后便没有了踪影。我一向是奉行来与不来，皆不喜不忧的态度，觉得学习完全是个人的事情，期望老师像高中时一样做保姆，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看到潘空空的座位，也没有督促别的同学提醒他按时上课，且等他何时有闲情逸致了，再来听课。

    可惜他命不好，教学督导来检查，每次点名他都不在，我想为他掩饰都找不到理由。按照学院的规定，一门课如果缺席一半，除非老师特别开恩，就不再有参加最后考试的资格，当然，也无法得到学分。而恰好这两个学分，关系到潘能否顺利拿到毕业证书。

    当学院将不能参加考试的学生名单下发给任课教师的时候，潘才着了急。他的钉子一样的钻研精神，在此时开始发挥作用，认定了只要我同意，他就可以获得参加考试的机会。

    他制定的“攻关计划”颇为周密。起初是写邮件给我，第一封絮叨些家常，将我博客上的一篇文章用华丽的语言解读了一番，试图卖弄他的文采，并获得我的同情。可惜，我对这一套根本不感兴趣，只是告诉他，我没有权力私自做主放他参加考试。他要找的，应该是教务老师，而不是我。

    潘不听我的劝告，或者他以为这是我的托辞，于是换成短信嘘寒问暖。我本就懒于回复，又怕他下一步会“午夜惊铃”，干脆学了同事，下课回家后便关掉手机。我以为潘会明白我的意思，但他却一意孤行，而且竟然在某一天，坐在了我家门口的楼梯台阶上。我即刻有被人监控了的紧张与不适，想要出门将潘劝走，可是又怕他会一哭二闹三上吊，只好躲在房间里，大气都不敢出一口。

    潘大约坐等了一个小时，见我没有开门，便离开了。走时没忘了在我家的防盗门上塞了一张纸条：老师，我刚刚来过。潘。

    没有注明原因，他当然知道我心中明了他此番的来意。

    潘最终搬来了救兵——他的母亲。电话刚刚接通，潘的母亲便将潘的种种“罪行”数落了一遍，透着非常深刻的检讨和愤慨，还带着深深的内省。我听了不忍心，但还是忍不住告诉她，其实，这个问题，是潘自己的事情，她完全没有必要参与进来。潘已经是成人了，自己犯下的错误，应该懂得想办法解决，而不是还要让父母跟着委屈和脸红。

    挂掉电话后，我主动给潘打了过去。不想潘却问我：哦，我妈妈给您打过电话了？我不知道呢。

    我对潘的同情突然减弱，想了想，将一根尖锐的针扎了过去：“除了你，还有谁会把我的手机号码给你妈妈呢？你以为你妈妈会像你一样，空闲到有时间娱乐却不去上课，有时间坐在老师家门口等着要参加考试的资格吗？

    潘终于失去了昔日的伶牙俐齿，沉默下去。我知道自己最终会心软，给他一个顺利毕业的机会；可是，我却不知道，他真正从社会这所大学里毕业，又会拖延到何时，而又有谁，给他颁发姗姗来迟的毕业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