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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不是权力与财富的附庸，而是权力与财富平等的伙伴。中国社会的管理层与决策层，只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三者的关系，并且依此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在保持三者相互独立的前提下实现互补，中国各类人才的培养之路才不会再现曲折。
从知识无用到看重学历
在我的一位担任领导职务的朋友身上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几年前，他的学历还只是大专；几年后，当我们再见面时，他的学历已“变”成了当下某热门学科的博士生。我看着他填写的简历表中“学历”一栏中“博士”二字，有些吃惊地问道，您老兄在工作如此之繁忙、家务如此之拖累的情况下，还能攻读在职研究生，并获取了这么高的学位，难道真有分身之术？此公只是笑而不语。再问，则简称：“需要嘛！”无独有偶。我认识的26岁的电工小曹，这个因为贪玩，在大学一年级时被学校开除的年轻人，现在正在暗中使劲，准备参加成人高考。洗车工刘莉莉也悄悄透露，她正利用业余时间进修外语，争取通过×级，拿个“本”。
不管诸位怎样评判这些事，也不论我那位当官的仁兄的学历是否掺了水分、带些什么猫儿腻，但有一点却是所有人都必须承认的事实——那就是，当今的中国社会己经变成一个十分看重学历的社会。换言之，就是在今天的中国，没有学历没有知识，简直寸步难行。尽管我们都明白学历与知识并不能画等号，唯学历是举也渐渐为世人所诟病。但是学历的的确确成了如今知识与身份的某种贴牌和标签，其背后所具有的对求职、晋升、加薪，甚至交友、求偶的影响都显而易见，自不待言。
这种情形与风气，与三四十年前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两相对比，在我辈眼中真可算是天壤之别，恍如隔世了。由此，也引发了我对30多年来中国执政党在人才认知上发生巨大变化的思考。这思考中既有对人才“知识化”进程中所经历的艰难与曲折的回顾，也包括对至今仍存在的“权力”与“金钱”对这一进程不良影响的担忧。
总的来说，在30多年前那些不堪回首的岁月里，轻视知识、鄙薄知识是与轻视知识分子、鄙薄知识分子分不开的。而这种社会舆论和氛围，在“文革”动乱的十年中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样的大形势下，又怎么可能在识别人才、选拔干部中，把“知识化”作为最重要的标准呢？
“知识化”进程中的两个误区
笔者以为，中国执政党之所以会在干部“知识化”的进程中经历巨大曲折与挫折，其误区之一是由于理论的缺陷和政策的失误。
新中国成立以来，曾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把知识分子视为劳动阶级的一部分，而是将其看作附着于其他社会阶级的“毛”。即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是因为这样，知识分子不但不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优秀部分和可依靠的力量，甚至在相当程度上还是被改造、被革命的对象。也正是因为处于这种社会地位，所以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也就理所当然地有了新与旧、革命与反动、进步与落后不同类型之分。又由于认为全部的教育体系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因此便出现了一种十分可笑的现象：一大批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青年进入大学学习并毕业后，“摇身一变”则成为需要彻底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分子了！
如此荒唐的社会现象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失，这种人为的内耗极大地浪费和挫伤了由知识和知识分子形成的优质生产力。笔者以为，这种人为的内耗与浪费盖源于两个认识误区：其一，是对知识分子的基本社会属性和社会职责的认识误区；其二，是对人类劳动的知识化走向缺乏敏锐的预见性。那么，什么是知识分子的基本社会属性、社会职责与功能呢？简言之，他们是专门从事文化产品创造创新和进行知识文化传播的一族。与掌握行政权力和资本支配权力的群体不同，知识，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谋求生计的基础，也是其为社会服务的手段和途径。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理所当然属于劳动者的一部分，属于社会生产力的一部分，也就是被革命导师恩格斯称为的“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否认知识分子的这一社会属性，视其为工人阶级的对立面，是造成中国在走向“知识化”进程中之所以遭受挫折的根本性错误之一，也是造成人才断档的根本原因之一。
误区之二则要从世界的进步与发展的角度来加以分析。从20世纪迄今，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大机器生产为标志的工业化已经基本上达到了全球化程度。已经完成这一历史进程后的“世界北方”，在随之到来的后工业化社会也迈入了成熟阶段。
当今，所谓的“第三次浪潮”的信息化社会在世界发达地区更呈现出明显的雏形。上述这一近现代发展的三个过程，必然带来的是作为白领劳动者的知识分子队伍的急剧增长。早在上世纪中后期，在美国的社会劳动力结构中，“白领”人数就达到50.2％，首次超过“蓝领”，成为社会劳动的主力军。随着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美国“蓝领”在本世纪初更降至5％以下。英国在20年前，“蓝领”也降到14％左右。其他发达国家也同样显现出这一历史趋势。如果中国也依照这样的统计数理和数据对改革开放30多年前后的社会劳动力结构加以认真剖析，我相信，这种变化将会是显著的，甚至是惊人的。不过，“蓝领”与“白领”在社会劳动力结构中的这种此消彼长，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队伍的减少或缩小，它只意味着工人阶级队伍知识化程度的巨大提高！
然而，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或是由于传统陈旧的劳动者观念的羁绊使我们一叶障目拒绝承认这种趋势，是造成中国在走向“知识化”进程中遭受挫折的又一个失误。
“知识化”需要合理的制度安排
1978年以来，前述的错误与失误逐步得到了有力的纠正。随着执政党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随着党的工作指导方针从阶级斗争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真正的现代化之路，知识分子才拨云见日，迎来了科学技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以及文化教育艺术的春天。
正如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言：“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全党和全社会都要真正尊重知识，真正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这样，我们就一定会逐步实现现代化。”随着科教兴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一系列政策思想的提出，执政党的人才观也在发生着与时俱进的深刻变化。把“知识化”作为培养和选拔人才的三大标准之一，就是这种深刻变化在党的组织路线上的具体表现。从恢复高考到高等院校的不断扩招，从实施“863计划”到对数千万进城农民工实行技术培训，从教育要实现“三个面向”到推广全民科普规划，从按照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的要求培养“第三梯队”到选拔一批有专业技术、有知识专长的知识分子充实到国家行政管理的各个层面……在中国，知识升值的氛围日渐浓厚，可以说，中国社会在这30多年并不太长的历史时期中，已经向着学习型、创新型、知识型的社会，迈出了坚实有力的步伐！
自党的十六大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来，中国的“知识化”进程也进入一个更为自觉更为全面也更具精确和理性的阶段。在把培养创新知识型人才作为科学发展第一资源的选人用人标准的实践中，“知识化”的内涵在加深，其外延也在扩展。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关于学习型社会的论述，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在该校的若干次专题讲话中提到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习哲学、学习中外历史、要熟悉并了解国情民情和世界政治经济变化等等，都说明执政党对造就新一代“知识化”执政人才方面有了新的内容和新的理解。这些所谓的“新”，就“新”在要求新时代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掌握最新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成果来破解中国当前的新老矛盾，要求他们要更多地了解世界发展的趋势，更准确地洞察转型期中国的国情与民情，更精细地掌握和把握经济发展的节奏与社会管理的力度间的平衡协调，更充分地认识民主与法治、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的有机联系。一句话，就是要有更多的知识来理解和了解世界，理解和了解中国，成为既具有各类专门知识又具有复合知识结构的人才，成为既深谙国情又具有大国思维的新式人才。换句话说，只有这种人才才可称为最优质的生产力资源，也只有这种人才方可视为中国在未来取得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不过，请注意，笔者在这里更多的是在谈论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与遴选。而在实际生活中，领导干部的知识化并不能取代全民族的知识化，更不能替代辛勤劳作于各个行业的广大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与社会功能。众所周知，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三种资源：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知识资源。知识分子是掌握知识资源的主体，而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则属于国家行政官员和企业家。领导干部的知识化和企业经营者的知识化仅仅是为这三种资源的互动创造了良好的基础，但三者的主体并不能相互替代，他们的社会位置和社会作用更不能混淆。今天，走向“知识化”的中国恰恰是在这个方面或多或少又出现了新的误区：一些官员和企业家误以为有了一定的学历就自认为是某些领域的专家，可以任意在知识领域颐指气使；某些知识分子也往往忘其社会职责，而醉心于官场与钱场的追逐与谄媚。官、商、学三大社会资源主体的相互错位，对权、钱、名同时占有的强烈欲望，使“知识化”面临着新的扭曲。这是笔者在回顾历史感到欣慰时产生的新的隐忧。
知识不是权力与财富的附庸，而是权力与财富平等的伙伴。中国社会的管理层与决策层，只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三者的关系，并且依此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在保持三者相互独立的前提下实现互补，中国各类人才的培养之路才不会再现曲折，全民族的知识化进程也才会为社会的和谐发展带来健康、持久和永远的福音。
在党的十八大前谈论这个话题，恐怕不是多余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