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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心肌梗死几乎要了赵玉娴的命。今年6月，正在收麦子的她突然心口剧痛，晕倒在地里。幸好送诊及时，县里的医生把她从鬼门关拉了回来。不过，让赵玉娴发愁的还有钱的事儿。数年前，为给婆婆治病，家里倾尽所有。
这一次救赵玉娴的是新农合。尽管各种费用加起来高达7万多元，相当于她家种地5年的纯收入，但是新农合能帮助报销近八成，自己负担的不到两万块。“这一下轻松不少。加入新农合还是划算！”她笑着说，当时丈夫拿50块钱交保，她心里其实非常舍不得，“没想到真有大用”。
过去10年，8亿多农民全部加入到新农合之中。从此，他们的看病问题终于有了基本保障。这在世界上引起广泛关注。新农合筹资的大头儿在财政，农民个人缴费不多。这也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的创举——政府第一次为农民看病大规模投入。而在中国医改的庞大计划中，新农合只是一部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医疗领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而变化。进入21世纪，医疗领域依然循着国企改革的路子，以市场化为旗帜，向私有化迅跑。2003年，时任卫生部政策法规司负责人明确表示，医疗体制要“大踏步”后退，政府只举办部分公立医院。那时，无条件出售医院被视为“英勇”行为，防疫站一度都只能靠自己。
尽管多年市场化极大地提高了医疗供给，但也滋生了诸多社会弊病，尤其是让没有保障的普通民众苦不堪言。此种状况在一场名为“非典”的灾难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2003年的‘非典’危机，让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脆弱暴露无遗。”卫生部建教中心主任毛群安说，“中国的决策者因此认识到，医疗卫生事业有其特殊性，医院不可与企业混为一谈。之前的断奶、断粮政策需要重新审视。”那一年，他被任命为卫生部新闻发言人，直到2012年才卸任。
事实上，两条道路的争议在卫生部内部始终存在。早在1993年5月的全国医政工作会上，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殷大奎即提出，医疗卫生事业不能全部交给市场去管，医改需要顾及医疗的大众属性和起码的社会公平。只是这番言论在当时被批为“思想保守，反对改革”。“非典”的爆发以及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日益严重，使得公平性逐渐成为医改的先决条件。
转折需要契机。2005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延风发布评估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不成功”，引发了全社会对医改的争论。他在报告中指出，医疗卫生体制出现商业化、市场化的倾向是完全错误的，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
从那之后，以强调政府责任为特征的“新医改”开始酝酿。2006年6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发改委和卫生部牵头、相关部门参加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工作小组，负责研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和政策措施，拟订相关文件。
这是中国公共政策制定的经典时刻。在自由开放的氛围下，社会各界各抒己见。政府委托设计方案的机构就多达10个，其中既有北大、清华这样的知名高校，也有麦肯锡、世界银行这样的“洋和尚”。群众意见也如井喷一般，据统计，国家发改委在一个月里收到的各种来信就多达35900多件。“反响之热烈远超出我们的预料。”国家发改委一位负责人感叹。
“医改决策的民主化、公开化前所未有。”毛群安说，除了因为医改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外，当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酝酿与实施也提供了必要的宏观背景，“条例中规定，凡属重大事项、决策都得向社会公开。医改乘势成了典范。毕竟它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利益。”
2009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终于发布。这两个文件鲜明地将公益性列为起草原则，并首次提出“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认为，这一重大理念创新确定了改革的基本方向、思路和政策框架，对于保障我国医药卫生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健康具有重大意义。
“没有哪种艺术可像历史本身那样充满戏剧性。2003年，大家都以为私有化将成主流，可现在，社会公平最终占了上风。这个弯拐得不可谓不急啊！”殷大奎感慨万端。
尽管执行过程如同制定过程一样曲折，但是新医改“三年攻坚”下来仍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在本报组织的一项调查中，钟南山、余晖、庄一强等20多位专家学者都认为，新医改以来，中国的医疗保障体系层次有法，完善显著，令人印象深刻。截至2011年底，城乡居民参加三项基本医保人数超过13亿人，比改革前增加了1.72亿人，覆盖率达到95%以上。与此同时，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政府补助标准也大幅提高，从2008年的每人每年80元提高到2012年的240元。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将如此多的人纳入到医疗保障网里，这确实体现了国家的效率和能力。另外，对公共卫生的投入增加带来的效果，也是新医改的一大看点。”中国医院协会专职副秘书长庄一强说。
中国的行动也得到了国际的肯定。近日，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认为，中国医改在整体上非常正确地把居民的需要作为优先重点，强调政府保障人民福利的责任，即在目前和未来都为人们提供负担得起的高质量医疗服务，保证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摩根银行的报告认为，中国医改3年政府投入已经超过预计的8500亿元，改革进展明显，城市与农村之间医疗卫生服务差距逐渐缩小。
不过，要啃的硬骨头还不少，尤其是公立医院改革。过去3年，这项改革一直难有进展，各方利益盘根错节。今年5月，北京、深圳两地方才推出具体方案，革除“以药补医”，启动综合改革。
深感医改之艰的卫生部部长陈竺为此赋词一首，写道：深渊何所惧，英雄敢渡津。
本报记者 董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