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
在国内生物医药领域，中美冠科的老总吴越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开拓者。从2006年开始，他主持募集并完成了公司三轮共计50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他倡导自主创新，建设了世界一流的抗肿瘤药物研发平台；他打破传统外包服务的商业模式，提出了第三代CRO（新药研发合同外包服务）的概念。
凭借着骄人的成绩，吴越在2010年先后入选北京市“海聚”人才和中关村“高聚”人才，在同年入选的中关村高端领军人物中，他还拿下了“创业未来之星”奖，接下来的2011年又入选国务院侨办的“重点华人华侨创业团队”。
从分子生物学领域的专家变成一个成功的企业领军人，这一转型在吴越身上显得顺理成章。1985年，他从复旦大学生物系毕业后考取了中美联合招生分子生物学项目赴美留学。在美期间，他拿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后，到斯坦福大学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之后又跑去学习工商管理，拿到了伯克利哈斯商学院的MBA学位。
忙碌的留学时光在图书馆和实验室的奔走中一幕幕定格，这期间有一段在伯克利大学当助教的经历让吴越十分难忘。“当时自己一边修课，一边当助教，负责辅导本科生的课业，帮他们解决问题。”吴越说，“美国大学生那种求知若渴的态度让我印象深刻，因为伯克利的学生本身都很优秀，加上美国医学院的竞争很激烈，所以这帮学生都非常上进。教授每天讲完课走人，他们就只能围着助教转，整天追在后面问问题，有时候忙着帮他们解答，我都没时间做自己的事情了。”
正因为看到美国学生读书时的一丝不苟，吴越对自己的课业更加不敢懈怠。
赴美之前，吴越觉得自己是国家公派过来的，计划着将来学业有成，一定要回国报效国家。可是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吴越的想法却发生了转变。
“去了以后完全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再回来。”他顿了一下，继续说：“真的！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你知道什么样子吗？我大学四年在上海念书，四年间上海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临毕业的时候，和同学们去浦东那边玩，那个时候的浦东到处都破败不堪，有的地方连路都没有。可偏偏在那个时候来到这样一个不管是经济还是科技都非常发达的国家，心理上的那种落差非常大。尤其是在自己的研究领域，美国有一大批优秀的专家，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是最尖端的，所以当时觉得回国没有任何发展机会，完全没有想过会回来。”
“那后来为什么决定回国创业呢？”
“因为我们的发展速度太出人意料了。后来有机会回来过几次，每一次都变一个样。”
国庆五十周年的时候，吴越带着海外的博士团来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在他眼里，眼前的这个中国跟留学前的相比，各方面都在蓬勃发展，完全像两个国家。
吴越说，随着中国加入WTO，越来越多的“海归”开始回国。当时不管是政策还是国内环境，都非常适合回国创业。按捺不住内心的那份冲动，2006年吴越打点好一切，回国创办了中美冠科。
其实早在归国前，吴越已经在美国成功创办了一家公司——Unimicro并任首席运营官，后来他供职于世界著名的生命科学风险投资和商业银行——Burrill & Company，负责该公司在亚洲的风险投资和战略合作等商业活动，之后又在罗氏制药任商业发展和战略计划部经理，负责该公司的技术转让和共同研发，他还在加州等地创建过生物分析仪器公司，负责商业拓展和日常的运营工作。
“硅谷的环境非常鼓励学生创业，所以当时我就和斯坦福的几个学生一起创办了Unimicro公司。不过在美国的职业生涯中，让我收获很大的是在Burrill & Company的那段时间。”
当时加州的很多公司很注重“近距离管辖”，要求员工的家要安在离公司两小时车程的范围内，便于公司管理。可是Burrill & Company却并没有采取这样的做法，它的国际化定位让吴越感受到这家公司开阔的眼界，这家公司的目光不仅定位于美国本土，更放眼全球，员工也会随时被派到国外去开拓业务，吴越当时负责公司在亚洲的各项商业活动。吴越在Burrill & Company学到了一个成功企业家应该具备的“眼界”，也更坚定了自己回国的想法。
2006年，吴越放弃了美国舒适的生活条件，说服了反对自己的家人，带着硅谷朋友们的祝福回到了中国。
公司最终落户中关村是一个很慎重的选择。吴越告诉记者，当时的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区正处于发展阶段，不论是定位还是设计理念都很有远见。而且国内生物医学方面的人才，北京是最密集的，再加上北京得天独厚的医疗优势，非常有助于生物医药企业的发展。
创业之初，吴越很清楚做新药的难度。研发新药需要极大的投资与相当漫长的测试周期，运作不好，创业失败的风险很高。经验丰富的他因地制宜，另辟蹊径，不直接着手新药的研发，而是专注做生物医药外包。
由于医药外包是接别人的订单来做，门槛不高，资源需求量也不大，所以很适合中国市场。在众多医药外包企业中，吴越的中美冠科主要从事新药研发链条中的上游环节——药物设计、体内外药物筛选和药效评价。虽然是外包企业，理论上不用动太多的脑筋，但是吴越心里的公司并不是一个只能进行机械化流程的机器。
作为中美冠科的CEO，吴越最重视的是团队的创造性。“从一开始我就打算做一个有特色的外包公司，不仅仅是别人下命令，我来执行，单纯地别人做‘脑’，我做‘手’。冠科最让我骄傲的一点就是，我们动‘手’的同时也动‘脑’，‘手’‘脑’并用。”
每当申报人提出要研制一款新药时，冠科的团队就会按照对方的要求，设计好每一处的细节，从无到有地把药物研制出来。作完分子设计，还要测试，整个过程要充分发挥团队自身的能动性。这样一来，企业便有了自己原创的知识产权，冠科也就不再是一家传统意义上的医药外包企业，它完成了从OEM（原厂委托制造）到ODM（原厂委托设计）的华丽转型。
本报记者 苗晓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