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遗产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有关这类遗产的表述很多,如工业遗产、20世纪遗产等。总的来说,它指的是与古代遗址、墓葬、石窟寺、建筑等相区别的,具有现代特征的遗址和建筑。这类遗产可能与工业相关,也可能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市和规划物。
新公布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具备现代遗产特征的项目有三个,分别是黄石矿冶工业遗产、鼓浪屿以及香港志莲净苑和南莲园池。这三个遗产地中,具有明确工业遗产特征的只有黄石矿冶工业遗产。如果以年代判断,最“现代”的反而是其中最具古典特质的志莲净苑和南莲园池。在预备名单中加入现代项目,是对文化遗产认识的一次提升。更可贵的是,这三个遗产地,虽然数量不多,信息量却极为丰富,各自代表着一种近现代遗产的独特类型。
实际上,现代遗产在专业领域中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名词。早在1994年,世界遗产组织发表了《全球策略》(Global Strategy),旨在促进世界遗产在分布和类型上的平衡性。这份文件明确提出要将现代遗产视为日后遗产认定的重点项目之一。2001年,世界遗产组织再次强调:现代遗产之所以要受到关注,不仅仅因为它们目前所受的关注不够,更是因为其随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随时可能遭到破坏。
按照世界遗产组织的定义,现代定义上包含了19、20世纪的建筑、城镇规划和景观设计。截至2012年,这样的现代世界遗产一共有34处。这种划分标准显示出浓厚的西方中心视角。因为在欧美主流社会,伴随着封建制的瓦解、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爆发、启蒙运动的影响,传统的建筑理念发生了巨大转变,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开始兴起,城镇规划和景观设计也发生了转变。
但这样的划分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情况,因为欧美的近现代遗产多是自身内部理念演化的产物,而中国近现代遗产更多是在外来思潮冲击下的结果,从技术上看,多是复制品。比如被清华学子视为精神符号的大礼堂,其实是对杰斐逊设计的弗吉尼亚大学大礼堂的一个模仿。所以,如果从单体建筑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上讲,我们的近现代单体建筑很难与欧美的同类先驱相媲美。
现代遗产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个世界遗产是悉尼歌剧院和巴西利亚,这两处遗产分别是以杰出的单体建筑和创造性的城镇规划入选名录的。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中国在古代建筑和城镇规划上具有举世公认的杰出特征,进入现代以来,在这两个项目上却乏善可陈。这是值得反思的现象。但这样的劣势反而间接促使我们深入发掘自身现代遗产的独特价值——历史的延展性和建筑的群体性。前者的例子是黄石矿冶工业遗产,后者则以鼓浪屿为代表。
早在3000年前,黄石地区就已经有了铜矿开采的历史,殷商时期的先民在铜绿山上开矿炼铜,留下了大量的古铜矿遗址;19世纪80年代,张之洞在此建立大冶铁厂,堪称“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1907年始建的华新水泥厂旧址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护最完整的水泥工业遗产。在17平方公里范围内,保留如此数量众多、种类多样、时间跨度数千年的工业遗迹,这是举世无双的。
鼓浪屿曾被评为“中国最美的城区”,曾作为公共租界的鼓浪屿岛上,坐落着工部局、电报局、路灯所、学校、医院、教堂等公共设施。在19世纪末的时候,鼓浪屿上有了电报电话公司、自来水公司等颇具现代元素的机构。那个时候,鼓浪屿已经是一个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区域,建筑风格和功能非常多样化,管理水平颇为现代化,也有人评价其开了中国城市管理的先河。另外,鼓浪屿也是近代中国基督教的发源地之一,教会创办的医院和学校更是增加了岛上的文化色彩。
比现代遗产更具当代色彩的概念是“20世纪遗产”。2008年,我国的专家们在一次文化遗产保护论坛上发表了《无锡建议》,提出要保护20世纪遗产,强调“20世纪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百年变迁和多元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强烈的感召力”。
有趣的是,就在这份保护20世纪遗产的建议发表4年后,我们已经开始保护“21世纪遗产”的事业了。在新的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志莲净苑和南莲园池不仅成为香港第一个入选该名单的项目,更是从本质上突破了古代传统与现代建筑的界限。志莲净苑本是在1934年创立,但因1988年兴建大老山隧道而拆除,经1989年重建后于2000年竣工开放;而南莲园池则是在2003年始建、2006年才开放,是个纯粹的21世纪项目。两者均是仿唐式建筑,以木结构为主,辅以山石和古树。
如果从外表形制上说,它们极富唐代韵味,古色古香,是传统中式建筑的精品。但是从时间维度上看,它们又是极具当代意味的建筑,颇具“当下”感。这两种元素所结合的地理位置又恰恰是在空间地理和历史韧性上独一无二的中国香港,不得不让人感慨万千。站在世界遗产的角度上看,志莲净苑和南莲园池如果能够入选世遗,必将是对世界遗产在概念定义上的一次突破。
从工业遗产、现代遗产,到20世纪遗产,虽然名称不同,但都是今天的人们面对历史的一种态度,只要我们在社会的进程中不断回头审视自己,就会发现,无论是远的历史还是近的历史,都是有趣而有益的。
燕海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