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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岁尾，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蓝皮书一本接一本先后面世。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公众参与调查报告（2012）》（以下简称《报告》）提出，“新生代已经成为社会参与的重要主体”，这一结论引人注目。
《报告》分析认为，16～30岁的群体中经常参与者的比例为17%，偶尔参与者的比例为47%，两者相加参与比例为64%，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群体。尤其是，新生代对于民间组织的参与和网络活动的参与都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群体。80后、90后等新生代的社会参与比例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群体，年轻一代的成长环境更为开放，信息资讯的接收渠道更为多元，对于个性表达的需求欲望更为强烈，他们可能会为中国公众参与带来新的气息。数据显示，公众参与对于促进社会和谐、增进社会信任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积极参与者的自我地位认知更高，对于政府的信任感更强。
据介绍，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调研团队基于全国8070份抽样调查问卷的数据，力图刻画当下中国公众的公共生活参与现状，揭示其中存在的问题与隐忧，推动中国公众参与的健康发展。
通过对“社会态度与社会发展（2012）”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报告》还发现——
★近半数的受访者没有参与到任何一种制度化渠道中
虽然中国公众参与的制度渠道在不断拓宽，公众参与的热情也在不断高涨，但是总体而言，人们参与公共活动的绝对比例仍然不高。在“单位的公益活动”、“社区文体活动”、“社区志愿者活动”、“民间组织的活动”、“业主委员会活动”中，高达46%的公众没有参与上述5种途径之中的任何一种，41%的公众偶尔参与某种或某些途径。只有13%的公众会经常参与某种或某些途径。上述数据表明，近半数的受访者没有参与到任何一种制度化渠道中。
★参与渠道多元化、参与主体分殊化成为重要特征
在单位参与、社区参与、社会组织参与中，没有任何一种参与途径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各种参与途径的参与比例均在1/3以下。各种参与途径的参与比例差距并不十分明显：参与比例最高的是“社区文体活动”（28%）；参与比例最低的是“业主委员会活动”（18%）。与此同时，参与主体对于参与途径的选择具有分殊化倾向。不同途径的公众参与者之间虽然不是泾渭分明，但是重叠交叉的部分并不很大。单位参与、社区参与、社会组织参与各有自己的参与主体，任何一种途径都不可能完全涵盖其他途径的主体。唯有正视这种多元性和分殊性，既要努力激发“单位参与”和“社区参与”的活力，同时积极鼓励和培育新兴的“社会组织参与”，才能构建当下中国公众参与的健康生态。
★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面临“双重匮乏”
相对而言，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面临“双重匮乏”，即不仅仅是社会经济资源上的匮乏，而且在参与机会、诉求表达上也存在匮乏，这种双重匮乏同时可能又是彼此强化的。低收入群体的参与比例明显低于高收入群体：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者经常参与的比例为8%，1000~1999元者经常参与的比例为12%；而月收入为4000~4999元者经常参与的比例上升到24%，5000元以上者经常参与的比例上升到30%。这一规律在教育程度、职业声望等方面同样表现明显。
根据上述调研分析，《报告》建议——
★公众参与应当务求落到实处
对于参与绩效的考量，不能局限于举办了多少次活动、新建了多少组织，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活动和组织对于公众生活有多大的实质性改变，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了公众福利和公众权利。
★必须积极鼓励和培育新兴的“社会组织参与”
要构建当下中国公众参与的健康生态，必须积极鼓励和培育新兴的“社会组织参与”。政府对于社会组织的支持措施，除了要为社会组织提供资源、输入资金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为社会组织的成长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使其多样化、自主性的特色和优势得以充分发挥。
★公众参与需要体制创新与公民行动
公众参与领域目前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又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制度化参与渠道仍需完善，公众参与文化尚需建构，中国公众参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诸多体制机制方面的创新和公众自身的积极行动。
林力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