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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31日，是位于上海南京西路325号的英式建筑作为上海美术馆的最后一天。在新的一年里，上海美术馆将不复存在，其展品与工作人员正式迁至中华艺术宫。据上海美术馆的工作人员介绍，这幢建于上世纪30年代初的英式建筑将休馆一年，未来作何用途目前仍未确定。
最后一天再来看看，算是纪念
上海美术馆原定2012年12月30日闭馆，但考虑到市民对其不舍，美术馆方面延展一天，到2012年12月31日正式闭馆。2012年12月30日，上海美术馆参观人次超过6000。而最后一天也就是2012年12月31日的参观人次，据领票处的工作人员介绍，比12月30日还要多。
最后一天的观众里有带着孩子来“接受艺术熏陶”的家长，有从江西专程赶来看最后一展的大学美术教师，有带着相机来“记录历史”的摄影爱好者，也有“听到新闻”一放学就飞奔而来、赶在下午4点禁止进馆前的小学生……最多的，还是那些白发苍苍的老观众。
76岁的华永涛老先生就是一名从上海美术馆一开馆就来看展的老观众，得知美术馆新年要搬迁，老先生一定要在最后一天再来看看，留个念想。这些年，老先生只要有新展就会来看，在美术馆也认识了一批朋友。在上海美术馆的最后一天，他驻足时间最长的是画家郑辛遥的智慧快餐漫画展《漫条思理》。恰好那天，郑辛遥也来到上海美术馆“留下纪念”，华永涛老先生得以和郑辛遥合了影。
“我退休以后，去得最多的就是上海美术馆了。上海市中心不该只有公园、商业，还应该有个美术馆。我不知道美术馆为什么要搬，可能是觉得它太小吧？其实，小有小的好，灵活、机动。”说到美术馆搬家，华老先生还是有点依依不舍。
不仅是现场观众。很多网友也对上海美术馆依依不舍：“上海美术馆正式闭馆本身，也是一段艺术史的终结。纪念一下。”“有怀旧味道的上海美术馆搬迁了，不知道以后会用来做什么场馆，个人觉得还是拿来做人文公共场所比较好，很喜欢。”“自从2000年迁至南京西路325号以来，上海美术馆一直是上海的重要文化地标，周末在此欣赏艺术展览成为不少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说搬就搬，早知道我也去缅怀一下。”
事实上，上海美术馆搬迁的消息，早在2011年就开始发酵。2011年7月21日00点40分，微博名为“张勇696”的艺术家张勇发微博：“惊闻上海美术馆要迁往浦东世博园中国馆……呜呼，上海这座城市将变得越来越空洞！”这条微博很快被转发2000余次，评论不计其数；在线下，更是引发了上海本地媒体的关注，多名记者致电向上海美术馆方面求证，数家媒体在2011年7月22日的报道中这样写，“上海美术馆执行馆长李磊表示：‘我们没收到这样的通知，微博的说法不作数。’”
事情就此暂时平息。但三个多月后，一条来自上海市政府的新闻再次将大众视线聚焦到了上海美术馆——2011年11月13日，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十二五”重大文化设施项目建设情况，备受关注的世博场馆再利用方案出炉，中华艺术宫落户原世博会中国馆，作为上海美术馆的永久场所，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则选址在城市未来馆。
围绕这一消息，当时就有不少艺术家纷纷借助媒体平台表达自己的声音。
曾在上海美术馆参与过多场联展的画家黄渊青认为，一个城市的美术馆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城市的文化形象，因此美术馆的建筑外观非常重要。目前的上海美术馆传达着上海的精神和气质，现在将美术馆搬迁到中华艺术宫，这可能会损害上海的文化形象。
“美术馆是一个有专业职能的场所，政府将各种美术机构和资源放在一起，本来是不错的想法，但也使美术馆变得不专业了，中华艺术宫这个名字听上去有点像文化馆。”同样曾在上海美术馆办过多次展览的抽象艺术家潘微说。
利用世博场馆有助上海美术事业发展
上海美术馆为什么要搬迁？
原上海美术馆执行馆长、中华艺术宫筹建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李磊是这样跟中国青年报记者解释的：“世博会期间，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就在考虑世博会场馆后续利用的问题。而此前，上海市政协文艺界别委员也呼吁，上海美术馆太小，希望有一个更大、功能更齐全的新美术馆。”
关于上海美术馆空间问题的讨论，其实由来已久。2010年11月，上海举行国际博物馆协会第22届大会，台湾高雄美术馆馆长谢佩霓、新加坡国家美术馆馆长郭建超等人就都指出，上海美术馆太小了，强烈建议上海美术馆扩容。
当时，上海美术馆的尴尬之处主要是“空间”——在收藏之前，先要考虑作品的尺寸和库房的容量。2006年的上海双年展上，大型装置《子宫》因为体量太大，艺术家无法独自保存，美术馆也没有足够的空间放置，最后这个庞大的作品被拆除了事；水墨画家崔如琢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个展时，他为人民大会堂最新创作的巨幅作品《荷风盛世》，因为展厅容纳不下而没能来上海展出。
世博会后的永久保留场馆，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契机。李磊介绍：“在世博场馆后续利用的讨论过程中，市委、市政府领导听取了各方面意见，就中国馆是否能作为美术馆进行了多次专题的论证。2011年7月，有关部门专门请徐江、施大畏等美术界专家，主要针对中华艺术宫和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进行论证。大家认为，世博会中国馆作为美术馆新址是合适的。国际上，一些重要的美术馆，也都是选址于一些著名的具有标志性的建筑。”
上海美术馆迁至中华艺术宫的决策就此成型。据李磊介绍，2011年8月23日，上海市委、市政府正式决定，选址中国馆改建为中华艺术宫，选址城市未来馆改建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同时敲定的还有中华艺术宫在2012年10月1日开馆。
“上海美术馆”的称呼是否就此不再存在？上海市文联主席、中华艺术宫筹建办公室主任施大畏此前在接受《解放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个问题不用纠结。上海美术馆就是中华艺术宫，中华艺术宫就是上海美术馆。上海美术馆也好，中华艺术宫也罢，都只是一个名字，重要的是馆里的内容和管理。当然，这个问题在业内也讨论了很长时间，主要是因为圈内人情感上的纠结。”
李磊认为，现在中华艺术宫有了这么大的空间，对上海美术馆的事业发展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也可以“把许多历史的欠债给补上”——“吴冠中先生捐给上海美术馆87件作品，当时我们问他，吴老，您有什么愿望啊？他说，我的艺术是属于人民的，这些作品就像我的女儿。如果说有什么愿望，我就想，在上海美术馆如果有一面墙，这面墙上可以挂我的画，让普通的民众能够看到什么是好的艺术什么是中国人的艺术，我就很满足。吴冠中先生的例子只是很多‘欠债’中的一个。以前很多大画家捐给国家的作品都还身处库房，有新馆后，我们就有可能把这些历史珍藏拿出来。吴冠中先生想要一面墙，但上海要给他一个厅，一个专馆。”
对于新的中华艺术宫，观众们又是怎么看？
2012年10月1日上午9点，中华艺术宫新馆开馆试展，中国青年报记者从10点半至11点半在中华艺术宫采访了观展完毕的近20位观众。对比上海美术馆，受访观众的感受比较统一的是：新馆地方大、作品更多更集中；新馆位置比较偏僻，不如原来方便；相比展馆面积，展品太少。一位老年观众说，地方太大，老年人观展走起来太累；中年观众曹先生认为“不够专业，像从一个仓库到了另一个仓库”。也有观众觉得，中华艺术宫比较综合，各种文化活动多，很多人是冲着中国馆和电子版清明上河图来的，和以前上海美术馆的受众定位有不小区别，新馆有点像是个“嘉年华”。
迁址是不该有的“精打细算”？
“当年，上海图书馆刚改做上海美术馆时，很多人也舍不得。”在上海美术馆所在建筑还是上海图书馆的时候，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永安就是那里的常客。“很多人也觉得可惜，但争议不大。因为，那幢英式建筑很有历史感，转成美术馆，风格上也很适合。而新的上海图书馆在上海也是标志性建筑物，在国际大城市中也称得上是条件相当好的，读书条件、藏书条件都比旧馆更好。”
历史上，上海美术馆所在的英式建筑有过诸多变迁，它作为海派文化的象征，承载着不同时代人们的记忆。这幢建筑始建于1932年，次年落成，由英商马海洋行设计，余洪记营造厂承建。这是一幢英国古典主义风格兼有折衷主义倾向的楼宇，原是旧上海十里洋场跑马总会大厦。1952年起，用为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的馆址。1959年，上海博物馆他迁，1997年，上海图书馆撤出。2000年3月18日，上海美术馆由200米外东迁而来，落户于此。
在梁永安看来，不仅是施大畏所说的“内容和管理”重要，选址和建筑物也很重要。“上海美术馆最大的好处，就是和周边的国际饭店等建筑有一种连接——那里既有‘生活中的美术’，也有‘历史中的美术’。”
梁永安认为，国际大型都市都有一个文化核心区。上海美术馆所处之地，正是上海的“文眼”所在，那一片有博物馆有大剧院有人民公园，一个文化核心区正在那里形成。而上海美术馆的搬迁，可能破坏这种文化沉淀。“上海的文化建设会由此流逝掉很多无形东西。上海美术馆办双年展，对中国这些年美术发展曾起了很大作用。搬到那么新的地方，感觉上就单薄了。上海美术馆的空间问题，可以有别的解决途径。”
学者王成在《博物馆建筑的选址与环境》中谈到，博物馆所在地段是否具有良好的人文环境，对博物馆的环境氛围有很大影响，与博物馆的观众数量及观众的参观质量有很大关系，会影响到博物馆社会效益的发挥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种人文环境基本上是长期形成的，因此，在建造博物馆建筑时同样需要选择尽可能好的人文环境。这也正是梁永安谈到的“文化核心区”。
参观过中华艺术宫的梁永安，对中华艺术宫也有自己的直观感受：“那个地方空间大，周边环境还很空旷，给你一种朝拜感。它有强烈的自己的主调，不适合做艺术博物馆。”在梁永安看来，中国馆作为一个新文化的原生点，可以展示“新上海”甚至是一个“新中国”，是非常好的一个国家性的东西。应该把这里做成一个各种主题展的展出场所。
梁永安认为，未来30年是中国全面展开的时代，上海文化建设要勇于承担属于国家层级的功能，起到引导作用。有些事情，从长远看从历史看非常有价值，只是不能转换成现在的经济效益，但是这些事情才是一个大都市应该做的。如果一个大都市在文化战略上缺乏雄心壮志，落实到很多文化细节上，就会出现不该有的“精打细算”，大都市的文化建设定位就会因此扭曲。
在梁永安眼里，这种不该有的“精打细算”，就体现在上海美术馆的搬迁上：“当代美术馆的历程中，历史痕迹非常重，非常珍贵，不要轻易抹掉。搬一次，‘历史痕迹’就大大损失一次，这样搬来搬去，正在形成的东西就可能中断，失去了特别珍贵的积淀。”
搬家过程是不是太匆忙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陆建松是参加2011年下半年中华艺术宫改扩建工程评审会的专家之一：“整个改扩建工程评审我参与了，当时就定下要在2012年10月1日赶出来。”
据李磊介绍，2011年6月份，中华艺术宫筹建办公室已经成立并启动中华艺术宫的规划方案。在新闻发布会上，上海世博园区后续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世博发展集团副总裁席群锋梳理了中国馆改造建设的时间表：“2012年3月底全面完成拆除工程，4月上旬完成了结构构架改建工程，6月底完成了建筑改造工程，并进行设备调试。”
由此可知，整个中国馆的设计、改造工作，在一年之内完成，而这恰恰是陆建松所担心的。陆建松曾承担多个博物馆的改造设计工作，据他介绍，“一般要改建一个博物馆，没有两三年下不来。”
“改扩建工程评审会就是请我们去评审改造预算。我当时认为，建筑改造的依据就不充分——现在是27个展厅，6.4万平方米。为什么要6.4万平方米？为什么规划27个展厅？依据在哪里？每个展厅，放什么东西？”
就改造依据的问题，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了现代设计集团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华艺术宫总设计师周红。周红介绍，设计的依据来自于业主的需要和要求，在中华艺术宫的改造设计中，业主是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简称“文广局”）。
“我们开了很多会，任务下达的要求可以是书面，也可以是讨论的会议纪要，要根据业主下达的任务，结合国家的规范，然后做一个大家都满意的方案。”
周红介绍，具体的展馆面积等都由业主提要求，“我们创造一个好的万无一失的防盗的环境。我们负责攻克技术上的难点。”
2011年6月起，周红的设计方案在政府各部门间来来回回不断接受审批、修改，都通过了，才能再继续下去，“他们定好了调子，调子里面我做到最完美，问心无愧就可以了，只能是这样。”
至于中华艺术宫的馆藏，上海文广局艺术总监滕俊杰在市政府组织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华艺术宫建筑规模已接近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法国奥赛博物馆，馆藏作品约1.4万件。
中华艺术宫方面还表示，将通过理事会、基金会来完善多元藏品收藏，动员鼓励社会机构和个人捐赠作品。两馆的收藏将以年均5%（约450件）的增量稳步扩充，基本形成以上海为基础、覆盖全国的近现代美术藏品体系。“中华艺术宫、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基金会”也将设立，开辟募捐渠道，鼓励社会捐赠。
梁永安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上海市政府主持的世博会场馆后续利用问题研讨会的与会专家，也参与了中华艺术宫展览的部分内容设计。作为与会专家之一，他也承认：“城市文化建设不是按照一个逻辑发展的，而是各方利益不断博弈后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