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官：体验家庭农场“雏形”

    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房村镇尚王村大学生村官刘尊龙已经开了两个养牛场。

    上任第一年，刘尊龙就开始创业，他的养牛场以合作社形式、产业化经营闻名远近，带动了不少村民致富。然而近两年，年轻人都跑到城市打工，留在村里的农民越来越少。“成立专业合作社的初衷，是吸引农民把资金和劳动力转移到合作社来，共同发展。可是现在有能力的人、有资金的人都走了。合作社的方式已经跟不上农村发展的步伐。”刘尊龙说。

    慢慢地，刘尊龙发现，在江苏，许多资本持有者的投资目标开始转向农村，但却找不到合适的项目。他的第二个养牛场就是由一位采石场老板投资兴建的。虽然养牛场还在以合作社的形式经营，社员却越来越少。

    通过到各地调研，刘尊龙在广州、浙江等地看到了“家庭农场”的雏形。“有钱人建好牛场，租给当地搞养殖的人。投资者不参与养殖，只负责基础建设，然后向养殖户收取租金。”刘尊龙想把这样的模式带进自己村里来。“现在不是提倡城市反哺农村吗，我的想法是把城市人集中在一起，让他们来投资农业。”

    但是，刘尊龙认为，从合作社阶段到家庭农场阶段不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把农民吸引过来是第一步。”刘尊龙说，“其实未来农业的趋势就是人越来越少，我的牛场有两三百头牛，只需要不到10个人。我们是把劳动力解放出来的同时，提高了农产品的质量。”他还查阅了许多资料，发现在美国，拥有几万只甚至几十万只鸡的养鸡场实际只需要两三个劳动力。“我认为国家提倡发展家庭农场的目的是希望加快农业现代化，并不是为了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

    在刘尊龙的规划里，将农民吸引到农场后的下一步，是通过投资者和农民的合作来开办农场。“最终可能是投资者认为回报率大，继续投资，也可能是农村有技术能力的人赚到了钱、积累了经验，自己去开农场。而任何一种结果，都会推动农业的发展。”刘尊龙说，“而最大的风险就是确保资金流入的可靠性，这就需要政府的扶持和监管。”

    在这样的过程中，大学生村官所起的作用就像一座桥梁。而最困扰刘尊龙的，就是农村土地流转难的问题。“前20年国家把土地化整为零分配给了农民，而一个家庭农场需要占地百亩以上。现在很多农民虽然不种地了，但他们对土地依然有依赖，对集中土地搞大型农业发展还是有抵触心理。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家庭农场的推进就会困难重重。”

    时逢两会，刘尊龙特别期待的是，在新的制度设计和变革中，新一轮土地承包制度会有怎样的方式上的改变，来推动农村土地的集约化经营，以从机制上推进更多家庭农场的诞生。此外，很多地区的农田一直在减少，是否需要一些更严格的保护机制，使得“基本农田保护的底线”得以坚守。

    2008年年底，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大学生村官吕伟斌自己承包了村里40亩土地发展苗圃。在当地，有一个大的苗木市场，所以当地很多农民在种植苗木。

    开始时，对于从大学出来没多久的吕伟斌来说，经验是最重要的。第一年栽种时，因为是移植栽培，很多苗木都成活不了，他便向有经验的村民请教，反复摸索。在销售方面，吕伟斌常常拿着名片到花木市场转悠，跟别人攀谈，介绍自己的苗圃，一点一点开拓市场。

    2012年，吕伟斌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大学生开办了一个发展有机农业的农场，对这个农场来说，技术已经不成问题，但是最难的是市场的接受和认可程度，因为成本高，他们种植的有机农产品价格比较高，这成为他们销售的难题。如今他们的种植面积是35亩，年产达十几万斤，并不能完全销售出去，一直处在亏损状态。

    据吕伟斌介绍，当地村民承包土地种植苗木的很多。他觉得应该大力发展家庭农场的形式，让更多的人从规模化、科技化种植中受益。他说村民只靠种自己的几亩地，辛苦一年也没有多少收入，还不如打工收入高。所以年轻人从事农业生产的越来越少，在他的农场里，50岁以下的年轻人都很少。他说如果支持家庭农场，通过规模化生产能够产生比之前更多的效益，也能吸引更多人回归农业。

    在北京市大兴区安定镇，“一分田认领”是深受城市家庭喜爱的休闲项目。大学生村官尚建松从中看到了机会。和江苏的情况有所不同，这里的农民特别乐意把闲置的土地承包出去。“一亩地一年能拿到1500元，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笔收入。”

    尚建松对理想中的“家庭农场”在传统概念上进行了创新。他打算在“一分田认领”的基础上，把土地集中承包后，分组给城市家庭，成为他们的专属“农场”。到了该种西瓜的时候，“农场主”就会收到短信提醒，而尚建松也向“农场主”提供平日里的农田管理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