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正在参加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注意到了3月5日由财政部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2013年预算报告草案中的一段话: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和三公经费,加强对会议费、差旅费和公车的管理,努力降低行政成本。
这段话在最近几年的预算报告草案中都会出现,引起过多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高度关注,各级政府的三公经费究竟藏在哪些预算科目里?公众如何到公开的政府账本里去找?如何控制三公经费支出?3月7日晚,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蒋洪接受中国青年报社、新浪网联合访谈,就此进行探讨。
许多公众对于三公经费的认识都来自2011、2012年七八月间,中央90多个部门公布的三公经费,但是在预算报告草案里,找不到“接待费、出国(境)费、公车购置、保养维修”这些预算科目。
蒋洪认为,由于目前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预算报告还比较粗线条,所有的支出是按照功能分类的,没有按照经济分类。
财政部门在编制预算时,会按照两套分类体系对所有的支出进行分类,一套是功能分类,比如教育、卫生、国防、环境、公共安全;另一个是经济分类,比如工资、奖金、福利、差旅、接待、会议、用车、出国等等。在经济分类的信息当中,三公消费的信息可以展现,但是现在的预算报告中,只看到了功能分类信息。
2012年6月27日,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2011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时表示,三公经费概念不清晰、口径和标准不够规范,不利于发挥约束和控制作用,也容易造成社会公众误读。
随后,审计署行政事业审计司司长刘正均表示,目前,公众对三公经费的认识不够全面,甚至将其视为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公款出国旅游、公车私用和公款吃喝的同义词,而各政府部门在公开三公经费时也没有进行必要的解释,有可能误导公众。
蒋洪解释说,在预算支出的经济分类信息里,有些科目直接反映了三公经费,比如接待费。另外,有公务出国(境)费用及车辆购置、维护费用。
但是,现实中,不是所有的三公经费都放在这三个“抽屉”里。
“现有的财务制度管理下,每年这三个类别里预算的钱是有限度的,如果不够用了,可以用其他科目里的钱来填补,除了这三个“抽屉”,三公经费在其他科目里会不会有呢?完全有可能有。”
蒋洪认为,目前中央政府和部分地方政府公开的三公经费的数字,到底是从哪三个科目中整理出来的,还是还有一部分包含在其他科目里,公众不得而知。政府决心规范三公支出、控制三公消费总额,应该严格财务管理制度,凡是涉及到三公经费的,都要放在专门的科目里。
另外,可以进行制度改革。“很多公款消费发生在接待过程中,人来客往总是要接待的,但是为了公务,相互的接待是否可以简单一点呢?通常,在许多国家,公务接待也就是一杯咖啡、一杯茶。”
在蒋洪看来,公务接待不需要有一个专门的预算科目,因为它资金很少,可以包含在一般的业务费、办公经费里。
“现在我们有了这个科目,实际上就是我们认可了人来客往就是需要接待的。上级来的时候,招待费用要下级来承担;不同单位互相走动、互相接待;我执行公务的情况记在你的账上;你执行公务的成本又记在我的账上,这样在管理上很成问题,它不能显现执行这项公务真实发生成本的情况。”
担任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时,蒋洪曾经交过提案,建议取消预算科目里的接待费。
蒋洪认为,取消招待费完全可以做到。某个单位的公务员出差的所有费用由本单位承担,财务管理上历来就应该这样,在制度上、技术上没有任何障碍。
“现在财政部门每年做预算的时候,接待费是必须要列出来的一个,必须要拨多少钱,接待一旦成为公务活动惯例的话,接待费就难以控制了,没有钱怎么办?可能转移到其他预算科目里。”蒋洪说。
他认为,目前预算科目里还有很多钱是活络的钱,比如项目支出。
按照我国财务管理相关规定,公共财务支出经费分为基本经费和项目经费两块。基本经费就是人头费,根据你有多少人、有多少事儿下拨,算得比较死,能够做文章的余地很小;项目经费是在这一年当中要做一件特别的事,比如说要搞一个重大的科研项目、开一个重大的会,财政部门就要专门拨钱。
蒋洪表示,怎样使用专门的项目经费有很大弹性,而且项目经费体量很大,所以,当基本经费里招待费不够用时,就会先在其他科目里找,看有余的地方就放进去,或者直接就找项目经费。“据我观察,项目经费这一块大概占到部门预算的三分之二,目前没有明确规定,三公支出不能放在项目经费里。”
曾经有一种意见,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需要一些公务接待,包括使用公车,完全取消做不到。那么怎样最大压缩呢?蒋洪建议,有关三公消费的部分可以按人头建账。实际上,目前很多公务支出是按照人头建账的,比如发工资、发奖金,发福利,“有关三公支出的部分,也是可以是按人头建账的,比如使用公车,谁使用了?如果张三使用的就记在他的名下,吃饭谁去吃了,也记在他的名下。这样的话责任就明晰了,如果能把三公支出的信息更具体更详细的公布,还能形成社会监督。”蒋洪表示。
本报与新浪独家合作
本报记者 王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