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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
公安部副部长黄明3月6日表示，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明显加大。2010年至2012年，中国共办理户口“农转非”2500多万人，为前三年的2.2倍。2012年中国非农业户口人口所占比重已经达到35.29%。
此前有统计数据显示，重庆市截至2011年底累计农转非3013586人，整户转移767209户，平均每天转户6331人，在区域分布、群体分布等方面与改革预期基本相符。其中，有条件的农民工群体及新生代转户190.2万人，占转户总数的63.1%。重庆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也从户改前的29.2%提升至37.7%。
在2013年1月7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户籍制度改革被列为2013年四项重点工作之一。
而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户籍改革也成为关键词——“加快推进户籍制度、社会管理体制和相关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
可是对于武汉大学大四学生桑圣伦来说，现有的户籍制度情况让他感受到的更多是“不确定的人生方向”。
考上武汉大学之后，桑圣伦就把原来落在江苏省南通市丰利镇的农村户口转到武汉大学集体户口。毕业之后，如果不能解决户口，他的户口还会被迁回原籍。
桑圣伦的父亲当年大专毕业分配转成非农户口，而母亲因为学历的原因仍为农村户口。在他的父母看来，“农转非”很重要——即使孩子毕业后户口被迁回原籍，也会自动迁为城镇户口。
但有很多农村籍大学生拒绝“农转非”，主要原因是害怕转户之后，不能再享受农村户口在宅基地等方面的政策优势；万一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也没办法回到老家。
苏州大学广电新闻专业大三学生刘瑶就是因此没有选择“农转非”。在她和她的家人看来，因为不牵涉到对未来生活的定向问题，农村户籍对她四年的大学学习和生活影响很小；而拥有农村户籍则可以享受国家对于农村的各种优惠政策。
与之不同，桑圣伦觉得相较于“三农政策”等惠农政策对农村户口的支持，他更看重城镇户口可以带来的资源优势，“拥有城镇户口，就意味着更多更完善的公共资源。”
在现有的户籍制度下，他觉得“农村户口可以享受到的资源还是太少了”，虽然有倾斜性的政策进行补偿，但仍然“不够平衡”。作为大学生，桑圣伦现在最大的期待就是在户籍改革中可以逐步放开有关教育、就业方面的资源。
刘瑶的期待则很简单，她希望政府在进行户籍政策改革时要考虑各个群体，尤其是选择不转城市户口的农村户籍大学生的需求。考虑到随着城市的发展，户籍制度会日益严格，刘瑶希望在这一年间城市户籍制度不要有太大的变化，等她大四临近毕业的时候，可以留在苏州。
重庆市教委发言人赵为粮曾公开表示，农村籍大中专学生转户“不是简单的取消农村户籍，而是让他们真正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得到实实在在的政策实惠和好处。”
研究户籍改革专家也指出，户籍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剥离附着在其上的诸多社会福利，以市场而不是以身份来配置资源，如此才能淡化户籍观念。
面对是否“农转非”的选择，受访的农村籍大学生一方面仍旧怀揣着疑惑，另一方面也期待着更完善的户籍改革和公共资源分配。
政协委员回应：
大学生户籍“农转非”，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教授认为，这涉及到户籍制度改革、城乡一体化以及温家宝总理提出的“培育新型农民”等三方面问题。在他看来，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已经不是“要不要改”，而是“怎么改”。“现有户籍制度的核心是限制人的自由迁徙权。迁徙是人的基本权利，我们应该思考怎么用制度保障人的权利。”
王名认为，在现有户籍制度下，城市和农村这两种户籍对应着两种身份，而两种身份背后则是两种不同的资源。从农村籍大学生的角度看，无论做出怎样的价值选择，都是无可非议的。政府要做的就是在政策设计和政策执行上进行必要的调节。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生活方式及社会身份的变化是必然的，政府政策也应有过渡期的设计。“但要注意的是在城镇化的过程中间，不能让新的不公平代替旧的不公平。”王名说，户籍改革的最终效果是要达到“一元化”，即户籍不再是有价的、可以出售的东西，只是一种居住所在地的标识，是你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的标识，不再拥有体现个人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功能。
（实习生 周珊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