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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灯乡中心校校长扎西拥章至今记得学校历史上第一次家长会的壮观景象。由于来的家长远远超过了原计划，家长会的会场不得不从教室转到操场的旗杆下。
那是2009年4月的一天。在一次家长和学校的纠纷发生之后，时任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龙灯乡乡长的菊美多吉觉得，乡中心校和家长的沟通太少了，应该像内地的学校那样，召开家长会。
所谓的中心校，在离乡政府还有10多公里的燃戈村，因为那里是人口相对集中的地方。家长会召开的时候，菊美多吉亲自参加并讲话，大意是“让家长理解老师的辛苦，支持学校的工作”。
“哥哥认为教育不只是学校的事，也是乡政府的事。”扎西拥章说。在龙灯乡中心校，年轻老师都称呼菊美多吉为“哥哥”，因为这个乡长幽默亲切，一点领导的架子都没有。学校遇到什么困难，他总是站出来支持。
家长会之后的秋季学期，学校里一下子来了70多个新生报名。而在过去，每年的新生不过一二十人。
在发达地区，家长考虑的问题是怎样让孩子上更好的学校。而在条件艰苦的四川藏区，家长犹豫的是要不要送孩子去上学。相当一部分家长认为读书没用，他们更愿意让孩子上山放牛、挖虫草。
因此，普及9年制义务教育工作，一度是让基层干部头疼的事。在“普九”攻坚阶段，基层干部动员家长送孩子上学，就像“抓壮丁”一样。有的村民干脆以汉族的礼仪跪倒在干部面前，请求“能不能不送孩子去上学”。
一些村干部认为，村民的观念需要改进，但在读书问题上，他们也说服不了村民。
菊美多吉坚定地认为，在读书问题上，不能“将就”着老百姓的观念。他曾听那些去过省城成都的乡亲们讲过“糗事”：因为不认识汉字，他们连厕所都找不到。
所以，菊美多吉总是试图告诉乡亲们，“挖虫草赚几千块没什么意思，读书才是一辈子的事”。
他用尽了各种办法。扎拖乡波罗塘村村民白德降初只读过三册书，菊美多吉对他晓之以理：“你自己没文化，不能让孩子跟着你没文化。”
村民觉理家里没钱送孩子上学，菊美多吉干脆掏钱资助觉理家的3个孩子，第一次捐出了200元，后来又追加了300元。
几年过去了，这些村民都在感激菊美多吉，因为这个乡干部帮他们作的选择是对的，读书正在改变着当地家庭的命运。
白德降初的女儿在四川达州的一所中医学校念大专，将来是一名医生。觉理的女儿已经上高中了，目标是考上理想的大学。他们都为自己的子女感到自豪。
菊美多吉在龙灯乡工作的两年间，乡中心校的学生从132人增加到了170多人。龙灯乡中心校的校长扎西拥章说，乡长说服了很多家长把孩子送来上学，几年过去了，读书正在当地形成一种风气。
这个现状越来越接近菊美多吉的梦想。他曾跟当老师的表弟说过，他希望道孚的孩子们多读书，学好知识，回来建设家乡。
对学校的工作，他总是尽自己的力量予以支持。但在财政入不敷出的道孚县，乡长手里几乎没有资金可以支配，更多的时候，菊美多吉只能自己想办法。
扎拖乡中心校在悬崖边上，可是学校的土围墙垮塌之后再也没能修复，孩子们很可能在课间玩耍的时候跌下悬崖。菊美多吉发动村民投工投劳，为学校修起了一堵水泥围墙。
一次大雨之后，通往乡中心校的一条马路因为塌方而中断了。于是，每到上学、放学的时间，菊美多吉都要到塌方现场护送孩子，直到半个月之后马路恢复通行。
2008年12月刚调到龙灯乡工作的时候，菊美多吉发现孩子连御寒的衣物都不够。于是，他趁着回家的机会，发动亲朋好友捐了五六麻袋衣服，然后自己掏钱包了一辆面包车拉到了学校。
他抓住一切机会帮助孩子上学。2009年，四川省启动藏区免费职业教育计划，即在9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全额资助藏区学生到内地接受3年的免费中职教育。这被菊美多吉认为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计划实施过程中，菊美多吉发现，很多孩子因为户籍信息不准确而耽误了入学。于是，他从规范档案户籍信息入手，确保每个学生能按时入学。
瓦日乡尧日村的丹孜考上成都礼仪职中后，发现档案上姓名写错了，学校要求乡政府出具证明。菊美多吉骑着摩托车连夜跑了12公里的山路，把证明送到了丹孜家里。
家长感动不已，说：“其实不用这么着急的。”菊美多吉则回答：“上学有这么好的政策，又不要学费，如果因为学籍的事情耽误了孩子读书，那就是我们的失职了。”
这位中专毕业的乡长，在当地算是“高学历”了，但他时常为自己“没进过大学的校门”而感到遗憾。他没有要求自己的孩子今后有多大的成就，唯一明确的希望是，孩子要接受好的教育。
可是，他回家次数太少了，自己也“没有多少时间教孩子识字、算术”。
现在，这成了永远的遗憾。
本报成都3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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