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3月17日与中外记者见面,在谈及政府职能的转变时强调,“要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
毋庸讳言,转变政府职能是个老话题,历届政府都曾下过决心,很多专家学者也曾反复建言,力求把“监管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但终因种种主客观原因而难以善终,未能彻底改变政府的“衙门”角色。
李克强总理的讲话言简意赅,包含着多层含义。不仅明确指出政府身上多装了“手”,而且还认定这只手属于“错装”,并进一步要求将其换成“市场的手”。可以说是既有思想认识,又有性质认定,更有对策指导,显然并非单纯口号式的施政演说,而是彰显了新一届领导集体对政府职能改革的认识、决心和策略。
把李总理的指示聚焦到教育上,用市场的“镜子”观照当前教育,在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错装的手”。
一是包揽教育投入的手。教育投入在GDP中的占比首次达到4%,令人欢欣鼓舞。一方面因其来之不易,另一方面毕竟这一历史性的突破体现着国家对教育的高度重视。然而,要说这4%花在了什么地方,花出了什么效果,我们却仍然缺乏足够的底气。花了大钱却解决不了教育总受诟病的老大难问题,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大包大揽是一个根本原因。
诚然,政府把教育作为公共事业来举办、来投入,这是世界发展的趋势,但从全球的视野看,却鲜有政府对所有学校不分青红皂白地包揽投入,而更多地以“购买教育服务”来取代普惠性的投入,用“市场的手”来调控教育投入和保证教育质量。事实证明,目前沿袭的按“人头”拨付“生均经费”和教师“人员经费”的做法,既有违市场规律,滋长学校的惰性,不利于引导公平竞争,又难于从实质和根本上监控办学质量。
二是“全能”管控办学的手。我们倡导教育家办学,是为了遵循教育规律,让学校能有足够的办学自主权,让教育专家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凝神定气集中精力,保质保量地培养市场需要的人才,政府只在国家发展战略层面对人才培养的规模、规格、结构等进行宏观掌控。
然而,这种掌控一旦“失控”,就会变成“错装的手”,还会要管学校的办学规模、专业设置、教材使用、培养模式、师资培训等。这样的“管控”,要么办成千校一面,要么是让学校失去活力,让学生远离创新。这是“钱学森之问”质疑的焦点。要使中国的教育得到创新发展,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必须立足服务,走出“全能”的误区,避免外行指挥内行,甚至“以权设卡”的格局。
三是错抓“裁判哨子”的手。在西方国家,教育办得好不好,完全由消费教育产品的“用户”说了算,由市场作出公正评判。在我国,评判教育的“指挥棒”却一直抓在政府手里,导致学校办学不围着“市场”转,而只围着“市长”转。学校不再专注于练好内功办好教育,不在乎用人单位如何评价,而是只知道盯牢“裁判员”的“哨子”,看着政府的眼色行事,一味讨好政府的口碑。于是乎,教育主管部门考核“就业率”,学校就会将其上升为“一把手工程”,就会缩短学制让学生在最后一年想方设法去“找”单位、签协议,实在“找”不到的就弄虚作假,甚至以扣押毕业证书来“倒逼”。结果,“指标”是完成了,学校的信誉却打了折扣,政府的形象受到损害。目前,高教领域的人才培养水平评估、示范专业评选、优秀团队评选、科研项目审批、资源库建设、数字化平台架构等,无一例外地没能逃脱教育主管部门以“家长”的身份在“吹哨”指挥。
高校改革究竟该往何处去?在教育全球化进程越来越快的今天,市场化办学、公平化竞争无疑是大势所趋。要使我国的教育在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在人才培养中不断提升质量,我们必须要首先找出“错装”在教育主管部门身上的那些“手”,然后将其换成“市场的手”。
当然,在追名逐利攀权盛行的社会大背景下,要让教育主管部门放掉久握手中的权力,变身服务教育市场的公仆,不仅需要“革自己命”的勇气、决心和魄力,更需要国家制度层面的强制推行,以使广大教育公务员能够跨越“壮士断臂”的心理鸿沟。依此看来,要让教育主管部门真正转变职能,显然任重道远。
(作者系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