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脚点

    20岁离开家，对北京和故乡这样的词分外敏感。思念一切和北京有关的东西，皇城的红墙碧瓦、机关学院的灰色小楼，春天高高的玉兰花树、夏天满街低垂的槐树花，还有红红的冰糖葫芦和卤汁豆腐脑。

    最初的几年在学校读书，几乎与外界隔绝，也是思念最甚之时。记得第一堂经济学基础课，我坐在教室的第一排，几乎和有着浓重德国口音的教授面对面。我看得见他湛蓝的眼睛，却听不懂他讲课的大部分内容。曾经是外国留学生的教授给我讲了个故事：他刚刚到加拿大时，到超市买东西，要一枚一枚地翻看硬币再交给收银员。对于异乡人来说，认识所有的硬币需要一些时间。

    我的眼睛不争气地含满了泪水，并把自己划入了异乡漂泊的人这个群体——他们总是回望的一群。年轻的我常默念席慕容的《七里香》：“溪水急着要流向海洋，浪潮却渴望重回土地。我以为自己的魂魄和诗人一样注定会夜夜归去故乡。

    工作以后，每年假期可以回国。故乡，似乎变成一个假期，每次回家总会看见记忆中的地标性建筑渐渐失去，那些我钟爱的带彩色雕梁的梁思成体灰色小楼被慢慢拆除，路边的建筑全部翻新。有一次，我在距离家不到5公里的地方竟然迷路了，让出租车司机带着我绕圈……那个我童年、青年生长的北京似乎已经不复存在。

    每次回温哥华的飞机起飞，我总会一直看着北京上空的云直到空姐要求关上小窗，从那时起，我不再写思念北京的文章了。

    2009年我回到了北京，面对的是一个面目全非的记忆。和我旧日同学和朋友坐在一起聊天，才发现彼此中间隔了一个太平洋的距离，我们不再有可以分享的关注点。我成了故乡中的“异乡人”。

    在回国的短短半年里，我竟有两次吃坏肚子，每次都以到医院急诊室打生理盐水告终。我再不敢到不熟悉的餐馆吃饭，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吃素。我开始思念，我离开的那个平静而安详，我曾以为“异乡”的加拿大。

    我开始和在北京生活的外国人成为朋友，因为我们分享着同样的对北京的不适和不适中的热爱。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有了采访他们的念头。

    在我慢慢适应西方文化、刀叉和汉堡包的时候，他们正在慢慢适应中国文化、筷子和米饭。

    他们中有一个环境工程专家，曾经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后回到德国。但他和妻子都无法再适应那个他们曾经出生并度过青年时代的国家。他说，这叫做“反文化冲击”（Anti Culture Shock）。据说，刚刚到异乡的人会经历一段文化冲击，但现在越来越多生活在异乡的人回到故乡，会经历另一场无法融入。他和太太于是把女儿留在德国，再次回到了中国。

    “反文化冲击”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再进入综合征”(re-entry syndrome),这个现象正出现在世界各个地方，发生在那些到其他国家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的身上。

    我还采访过一个青年时代到中国工作的荷兰人。他在中国生活了15年，拥有极为成功的事业，却选择带着孩子搬到了加拿大的温哥华安家落户。他说，从他很小的时候就想着要离开荷兰，到世界各地去看一看。如果不是父母阻拦，他高中就已经准备到外国闯荡。在他心中似乎已经没有“故乡和异乡”这个概念，而是要过一种择地而家的生活。

    他的两个孩子小小的年纪，会说中文、英文和荷兰语。他说：“从他们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我就对他们说荷兰话，他们出生后，我只许他们和我用荷兰话对话。”在中国，他的大孩子每天会看荷兰语的儿童新闻。

    所以，即使是把故乡远远抛在身后的人，依然不能抛去母语。那么他的孩子呢，会把哪一个当做故乡？或者是仅仅思念那个离开的地方？

    美国是作家赛珍珠的出生地，也是她著书成名的地方，是她在中国一直以为的“故乡”。当她在美国生活时，却一直思念中国，思念那个叫“镇江”的小城。

    著名学者、作家苏珊·桑塔格也曾经注意到这些生活在异乡的群体，她的笔下有在意大利的英国人、移民到美国的波兰人、在法国的日本人……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异乡，这样的组合可以无限延伸下去，这个世界被人们迁徙的脚步带动着，异乡和故乡的思念彼此交错。

    在采访了30多位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之后，心也渐渐平静，我已经不再探寻“故乡和异乡”这样的问题。也许，只有，故乡和第二故乡。

    从此，离开和回到北京的时候我都不再难过。而苏东坡几百年前就说过：此心安处是吾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