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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底线并不仅仅是稳增长或保增长，当前要把重点放在调结构、去杠杆上，有序释放已经积累的风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房地产泡沫、严重产能过剩和影子银行，是当前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风险。
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速有所回落，但仍处在预期范围内。在向中速增长阶段转换的进程中，旧的增长惯性依然存在，新的平衡尚未形成，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愈加显现，经济运行的脆弱性、不确定性超出以往。展望下半年，国际经济形势总体企稳，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仍在，经济运行需要在调结构、去杠杆、稳增长之间取得平衡。宏观政策应坚持守住底线、以稳促进的思路，把控制和化解系统性风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保持经济运行基本稳定，促进增长阶段平稳转换。
经济运行基本平稳但结构性矛盾突出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呈现出中长期潜在增长率下降与短期增长动力不足相叠加，经济趋势性回落与一系列特殊因素相叠加，全球经济相对低迷与国内诸多不利因素相叠加等特点，在基本稳定之下结构性矛盾更为突出。
（一）企业回补库存进程受阻。PPI（生产者物价指数）通常是企业库存调整的领先指标。2012年三季度后，经济增长出现短期回升，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回补库存拉动的结果。从今年4月开始，PPI降幅不断扩大，6月达到-2.7%。同时，CRB指数走低，CPI（消费者物价指数）与PPI差距拉大，市场预期再度恶化。行业产成品库存增速处于7%左右的相对低位。不少企业改变原来的库存管理模式，“以订单决定生产”逐渐增多。企业回补库存进程受阻，对短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
（二）套利、套汇驱动的虚假贸易引发进出口异常波动。受内外利差、人民币升值，以及部分地方政府对出口的临时鼓励措施等因素驱动，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尤其是今年以来，虚假贸易明显增多，引发进出口异常波动。从贸易对象看，虚假贸易主要来自对港澳台出口，其中以香港为主；从贸易方式看，主要来自海关特殊监管区；从贸易品种看，主要集中在贵金属、集成电路等价值高、易运输的产品。5月监管措施加强后，这一问题明显暴露。5～6月，出口增速从1～4月的17.4%分别下降至1%和-3%。如果剔除对港澳台出口，上半年出口增长与去年大体持平，并没有明显改善。
（三）资金空转问题突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节。当前，中国流动性总体充裕。5月末，M2（广义货币）和贷款余额分别为105万亿元和68万亿元，占去年GDP比例分别达200%和130%。与此同时，货币市场流动性偏紧，实体经济资金成本高企。6月银行出现的“钱荒”，充分暴露了近年来金融业务结构不合理和杠杆不断拉长等弊端。在规避监管和追求高收益驱动下，从金融业到实体经济的信贷业务，通过一系列加杠杆的金融运作后，演变成从金融业到金融业、从大银行到中小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资金业务。融资链条不断加长，推动着金融资产规模快速膨胀。由于对跨部门的资产管理业务监管不到位、标准偏低，存在风险隐患。同时，低效率融资平台、过剩产能行业、房地产等为维持资金链不断，直接推高市场整体利率，挤出了其他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金融业看似火热，房价逆势上涨，但却以多数实体经济严重缺乏资金或高资金成本为代价，资源配置扭曲加剧。
（四）地方保护和缺乏有效的退出机制，过剩产能调整缓慢。当前，我国产能过剩呈现行业面广、绝对过剩程度高等特点。在中长期增速放缓背景下，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产能过剩矛盾日益突出。市场需求不足，往往导致整个行业处于利润低下甚至亏损状态，一些企业破产倒闭风险增加，有可能引发金融和财政风险。同时，低水平恶性竞争，使优秀企业无法脱颖而出，行业不能顺利实现优胜劣汰和转型升级，将较大程度削弱中长期增长动力。加快产能调整，是实体经济重新恢复稳定盈利能力的关键。但众多产能过剩行业，正是地方保GDP、税收和就业的重点，往往得到地方政府的多种扶持，加上没有形成有效的退出机制，很多“僵尸”企业被迫艰难维持，产能调整步伐缓慢。
（五）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但结构性问题不容忽视。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从当前统计数据看，就业形势保持了基本稳定。全国职业岗位供求维持在需求略大于供给状况，求人倍率（需求人数/求职人数）略高于1。局部地区招工难问题仍存在，特别是技术工人、熟练工人、基础工程师需求缺口较大。与此同时，结构性失业问题有所增加。一是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显现，毕业生就业签约率较明显下降；二是市场需求持续低迷，人工和资金成本明显偏高，部分中小企业开始出现裁员现象；三是高端餐饮、住宿、会展、娱乐等服务业经营状况下滑，部分员工出现摩擦性失业。服务业岗位需求占新增岗位需求比例略有降低，一季度比去年四季度下降了近3个百分点。各行业和各类性质企业的职工工资收入增速都有所放缓。就业领域的变化趋势应予以高度关注。
在下行压力下将经济稳定在预期范围
（一）国际经济短期增长格局有所调整。全球经济形势基本稳定，总体好于去年。美国经济继续温和复苏。在金融市场趋于稳定、房地产市场显著复苏、页岩气革命促使能源成本降低等因素的带动下，1～5月，个人消费支出持续增长，服务业保持扩张，失业率稳中趋降。欧元区经济基本企稳。虽然失业率仍在上升，但一季度欧元区实际GDP环比折年率为-1.1%，较去年四季度（-2.4%）明显改善。塞浦路斯危机并未导致欧债危机再度恶化，金融市场保持稳定，银行内部纾困规则达成。在德国经济向好带动下，5月欧元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收缩幅度趋于减小，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也呈恢复势头。日本经济复苏有望维持一段时间。在安倍政府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日元大幅贬值的刺激下，出口增长由负转正，5月同比增长10.1%，为近一年来首次达到两位数增长。5月制造业持续加速扩张，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创出2009年以来新高。新兴经济体在相对低速中趋稳。近几个月，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的PMI（采购经理指数）都在下行，但仍在50分界线上方。一季度GDP同比实际增长，巴西为1.9%，连续两个季度加速；印度为3%；俄罗斯为1.6%，比去年四季度有所放缓。发展中国家整体增速较去年四季度上升了0.2个百分点。
展望下半年，市场对于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已有预期；欧洲债务再次导致系统性危机的可能性较小；日本推出的结构性改革措施能否有效促进经济增长还有待观察，但预计日元贬值仍将继续支撑其制造业出口增长。国际经济环境总体平稳，并有望略有改善。
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私人部门调整程度和顺序不同，随后经济增长态势出现明显差异。危机发生的随后两年，全球经济呈现出发达经济体疲弱、新兴经济体迅速回升的格局。但从2012年开始，增长格局发生逆转，新兴经济体私人部门调整开始补课，增速逐步走低，而主要发达经济体则因调整取得一定成效，开始复苏或企稳。预计2013年将维持这一格局。新兴经济体增速虽然仍高于发达经济体，但差距缩小，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增加。
（二）我国总需求仍面临下行压力。 第一，全年出口增速与去年大体持平。近4年来，前5个月出口同比增速分别为33.1%、23.7%、8.8%和6.6%（均按不含对中国香港出口计算），减速趋势明显。下半年外部市场需求状况总体趋于改善，但由于中国出口竞争力已出现下降迹象，加上与欧美贸易摩擦增多、日元大幅贬值等，出口状况难以明显改善。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工业制成品占美国和欧盟进口比重持续快速上升，但这一势头在2011年以来出现明显停滞。2011年2月到2013年4月，中国占美国工业品进口比重从25.8%上升至26.1%，两年多时间仅提高0.3个百分点。而在2001年1月到2010年12月期间，平均每年提高1.7个百分点。中国占欧盟从区外工业品进口比重略有下滑，从2011年2月的29%降至2013年4月的28.1%。国内工资上涨、人民币升值、资金成本高企等，导致我国出口竞争力缓慢走弱。预计2013年全年出口增速与去年大体持平。
第二，投资增速稳中趋降。前6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维持在20%以上的水平，但呈现逐月小幅回落趋势。分大类看，制造业投资增速进一步放缓，6月仅为17.1%，明显低于近5年平均30%的增速。受严重产能过剩制约，制造业投资难有明显起色。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今年明显高于去年，但近期增速也在趋缓，6月增速为23.7%，比上月低0.4个百分点。受销量和资金状况良好支撑，前6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增长20.3%，但施工、竣工等主要实物量指标的增速明显放缓，土地购置面积则出现了连续17个月的负增长，房地产投资后续增长动力不足。预计全年投资增长低于20%。
第三，消费企稳态势面临考验。今年3月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停止下滑，并出现企稳态势，6月实际增速为11.7%，低于去年平均水平。去年四季度以来快速下滑的餐饮、烟酒业消费，随着经销策略的改变，也呈现企稳迹象。近年来，发展迅速的网购消费增速总体稳定。但是，今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出现明显下滑，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速下降，消费结构有所调整，加上结构性失业等问题，消费企稳态势仍面临一定考验。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近对1363家企业的问卷调查，企业信心下降超出实际经营状况的降幅。目前产销量、订货、库存、产品价格和出口等指标均比一季度有所下滑，但成本大幅上升的压力有所缓解，二季度企业盈利状况要略好于一季度。但是，企业家信心明显不足，对三季度企业经营状况的预期比较谨慎，未来用工和投资计划趋紧。
综合来看，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不减，并不排除因矛盾激化短期内较大幅度下滑的可能性。但如果能适时启动有明显增长效应的改革和结构调整举措，努力盘活社会资金存量，增强经济活力，积极防范系统风险，守住底线，则全年GDP增速仍能保持在7.5%左右。CPI涨幅保持温和态势，全年预计为2.8%左右。
推动改革与控制风险的赛跑
所谓经济运行的底线，就是特定阶段经济稳定运行的下行临界点。如果超过临界点，将会引发系统性风险或危机。中国经济正处在增长阶段转换和寻求新平衡的关键期。增长阶段转换实质是增长动力的转换，是原有竞争优势逐渐削弱、新竞争优势逐渐形成的过程，也是原有平衡被打破、重新寻找并建立新平衡的过程，经济稳定运行的区间收窄，脆弱性增大。因此，在这一时期，底线思维比以往更为重要。
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时，之所以将8%作为中国经济增速的目标底线，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就业。低于8%的增速就难以创造充足的新增岗位以满足就业需求。保增长就是保就业，保就业就是保稳定，成为当时宏观调控的基本逻辑。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时形成对比的是，这一轮增长放缓并未伴随大的就业压力，部分原因是中国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转变，或者说，劳动力供给放缓本身就成为经济增长放缓的解释变量。就增长与就业的关系而言，对增长放缓的“容忍度”已明显提高。
增长阶段转换期守底线的关键是控风险。由于中国“速度效益型”增长模式尚未改变，如果经济增速短期内过快下滑，将会出现中央、地方财政收入大幅下降，企业盈利能力和水平滑坡，亏损面持续扩大，财政金融风险将可能集中爆发。底线守不住，将会成为系统性财政金融风险的触发器。因此，当前守底线，以防止短期内经济增长大幅度滑坡为重点，稳定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有效控制和化解财政、金融、产业等方面的风险，把矛盾和问题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为微观主体调整和增强对新增长阶段的适应性争取必要的时间和空间，促使增长阶段平稳转换。
历史经验显示，7%是高经济增长阶段的下行底线。在1996年以来的69个季度中，连续两个季度GDP增速低于7%的情况出现过两次，分别对应着两次经济危机。从今年上半年公共财政收入、企业利润、销售利润率、企业亏损面、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等指标看，比历史底线值略好，但从趋势上正在接近。综合考虑近年来潜在增速下降、经济结构实质调整偏慢等因素，6.5%可能是现阶段的增速底线。
坚守底线并不仅仅是稳增长或保增长，当前要把重点放在调结构、去杠杆上，有序释放已经积累的风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房地产泡沫、严重产能过剩和影子银行，是当前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风险。
这四大风险相互影响、相互转化，共同推高了资金杠杆和经济运行的脆弱性。地方融资平台依托政府的显性和隐形担保，在GDP增长和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推动下，往往不计成本融资。由于房价过高，存在暴利，且受到融资限制，房企总是存在资金饥渴症。这二者一起推高了整体资金边际价格，使大多数实体经济无力负担。制造业严重产能过剩和融资平台资金效率偏低，使得利润水平远低于融资成本的现象相当普遍，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基础资产质量。而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追求利润和规避监管的驱动下，开始寻求通过表外业务和同业业务扩张资产，在推高杠杆的同时，也使融资链条不断拉长，资金在金融系统内的自我扩张过快，并与实体经济相脱节。高成本的资金最终又流向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
“去杠杆、化风险”成功与否，关键是能否解开这4个结，同时不引发系统性危机。基本思路是强化约束、落实责任，以局部风险的有序释放赢得全局稳定。
其一，建立有效退出机制，并减少政府的保护和干预，让“僵尸”企业有序退出，促使实体经济逐步恢复盈利能力。其二，切实降低房价和改变市场预期，促进存量房地产进入交易，进而压低金融边际资金成本。最直接有效的措施是加快全国房地产联网、实名登记，并明确全面开征房产税的过渡时间。这既有利于增加住房有效供给和地方财政收入，又可以改变房价预期。其三，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成立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等措施，对地方融资平台进行分类清理，隔离不良资产。建立明确的惩戒机制，规范和重建地方政府融资能力。其四，积极盘活存量货币，在维护金融正常功能的同时，加强对同业业务和表外业务监管，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降低杠杆，重点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促进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优先去杠杆，然后金融业跟进，不能仅从金融业单边推动去杠杆。这里涉及一些紧迫的改革，能否守住底线，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场推动改革与控制风险的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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