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我们一起说相声

    每周六下午两点，在西部城市贵阳，10个年轻人会放下各自手头的工作和娱乐，聚到一起，进入共同的相声世界。他们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春黔社”。

    每每排练开始，大家总会提高嗓门，模仿着老相声艺人，用行内术语提醒刷着微博的队友“溜活儿啦！溜活儿啦！”之后，大家身上的T恤牛仔裤运动鞋都会变成长衫大褂黑布鞋，嘴里的贵州方言变成地道的京腔京韵，前一分钟还讨论的八卦，一下子就变成相声段子里的“包袱”。整个下午，所有人都像换了一个频道，从时尚青年变成想象中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晚上七点半，是他们每周一次的相声演出时间。因个子矮而屡屡被开涮的“调话筒艺术家”穆伍、操着“郊区口音”带有“浓浓乡土气息”的东科、擅长快板和绕口令的“台帅”高振洋都是“春黔社”的台柱子。到今年，这个成员平均年龄25岁的相声社团已经生存了6年。            

    大学生说相声创业

    2007年，同在贵州民族学院（现贵州民族大学——记者注）读书的天津人洪方舟和河南人穆伍凑到了一起，因为痴迷相声，两人迅速“搭伙”成为一对相声搭档，还在学校成立了戏剧社团。

    社团很快吸引了同样爱好相声的丁阳和陈丹，“在贵州的大学里找一堆听相声看热闹的容易，找俩会说的真难。”洪方舟回忆，那时四个“香臭味儿都相投”的人在校园里到处表演，他们迅速火了起来。

    在相声的行业术语中，“瘟”、“泥啦”代表观众对一段相声反应平淡，逗乐效果不好，在学校里，四个人的演出从来没有“瘟”和“泥啦”的担心。渐渐地，校外的一些小型商业演出也会主动邀请他们登台表演，同时奉上一笔“让穷学生满意”的劳务费。

    2008年，即将毕业的穆伍和洪方舟都没有按照父母的意愿回家找工作，满脑子想的就是怎么继续说相声。最终，四个人达成共识：在贵阳城以相声创业。

    没创业资金、没市场分析、没固定的演出场地；不知道谁是法人代表谁是财务、不知道哪有市场哪能盈利。在这座大多数老百姓分不清台上两人谁是“逗哏”谁是“捧哏”的西部城市里，他们的相声创业梦开始了。

    四个人的创业起步从拜师学艺开始。

    在相声行当里，没有拜师的相声演员称为“空码儿”，四个人认为，提高表演水平得摆脱“空码儿”。辗转来回，他们拜在定居贵阳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刘长声先生门下，按照师承辈分，刘长声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的师哥。

    2009年，他们把自己的小剧场演出计划告诉了刘长声，换来的却是刘老一句“你们还不成熟”。为了证明给老师看，四人联系了“校园专场演出”，在学校里的表演依然是次次满堂彩。表演中，同样酷爱相声的贵州师范大学学生高振洋加入了团队。

    一片叫好声加上各方帮助，2009年12月19日，“春黔社”正式开始每周六晚在茶馆演出。

    直到这时，他们依然不知道市场在哪、该怎么经营。只是在身边朋友们的支持下，前几场场场坐满，一场下来能赚到大约1000元。

    好景不长，2010年3月起，来听相声的人越来越少，最糟糕的一场，只有一个观众。当天，“春黔社”准备了五个节目，才说到第二个，唯一的观众去洗手间之后就再也没回来。

    眼看着站在台上的高振洋要流眼泪，同样沮丧的洪方舟对他说：“觉得丢脸了？其实他在教咱们怎么说相声。”

    说的乏味，把听众说走了，“春黔社”体会到了什么是相声老话里的“酥年儿”（观众少）。

    从聚到散，一切都没了

    除了票房，同样心酸的，还有几个人的生活。为方便练相声，几人合租在一处老旧的小区里，为节省开支，几个人从来不敢在外面下馆子，更不敢去参加朋友聚会，每个星期几个人凑在一起只有100块钱生活费。

    洪方舟记得，那时，最常吃的是馒头和水煮白菜蘸辣椒，最开心的是逛超市买打折的可乐，最奢侈的是每个月末路边摊的烧烤烙锅。

    “做菜死命了往里放盐。”高振洋形容那时的生活“真是苦到没边了”。“但我们看得到希望”，高振洋说，对窝在一起吃白菜啃馒头的日子来说，未来的希望在于志同道合。

    坚持到2010年6月底，由于说相声的场地修缮，“春黔社”不得不关门停业。

    “春黔社“散伙，几个形影不离的伙伴也搬出了那个老旧的出租屋。7月，陈丹去了一家文化传播公司上班；9月，迫于家庭压力，丁阳悄悄地回了老家，电话打不通，QQ不上线，招呼都没打一声离开了；10月，洪方舟去了肯德基上班；11月，穆伍去了贵州青年志愿者艺术团工作。大家的联系越来越少。

    2010年11月19日，师父刘长声去世，五个兄弟再次聚齐见面，“大家基本没有交流任何与相声有关的东西，办完丧事就分开了。”穆伍说。

    2011年年初，和穆伍跑了六年爱情马拉松的女友提出分手。穆伍一直只有两个梦想，一个是说相声，另一个就是娶回心爱的姑娘。“春黔社”没了，爱情也丢了。“那一刻，我的整个人生崩塌了。”穆伍说。

    “出去赚奶粉，养‘春黔社’这位母亲”

    穆伍开始拼命工作。2011年8月，一次偶然机会，穆伍听说以前演出的茶馆再次开张营业，他立马找到主管商量重启演出的事宜，最终以营业额对半分谈妥演出地点。准备了一个月，“春黔社”再次演出了。

    再次开业，团队积极创作了具有贵州本土特色的相声剧本，也把时下流行的“买房”、“城管”、“教育”、“世界末日”等话题搬进了剧本，针砭时弊，几个人还开始用微博发动同城的人来听相声。

    比过去演出好的是，听众渐渐多了起来，和过去差不多的是，社团依然没有盈利，眼看就“奔三”的穆伍心起波澜。

    虽然是团长，一月拿2000元的工资，毕业五年的穆伍依旧勉强维持生活，一年到头和朋友聚会从来不主动请客。一次和朋友吃饭，饭后朋友们起哄说让穆伍请客唱歌。穆伍用信用卡刷了569元房费和酒水，“刷卡的时候，心疼得像在滴血”。听着朋友们唱歌，穆伍一遍一遍想——如果毕业时接下那份党刊记者的工作，现在不至于这么窘迫。

    那晚，他坐公交车一路哭着回了出租屋。

    考虑了一个晚上，他打电话给洪方舟，说了自己的困窘和想放弃的想法，事后穆伍才知道，洪方舟在挂了电话之后，淌了两个小时的眼泪，也加速了回老家的想法。

    2012年11月，感觉由于团队成员不积极钻业务，穆伍第一次和兄弟们发了火。洪方舟也觉得，整个团队，除了自己和穆伍，其余人都不爱相声，不然，“怎么老有那么多借口不排练”。

    团队的心开始动摇了。12月，传说中的世界末日没来，“春黔社”的末日却降临了。一次演出结束后，洪方舟和大家说：“过年我就回天津。”

    2013年2月2日，本来是穆伍、洪方舟二人的专场演出，因为洪方舟坚持要离开，从未吵过架的这两个人吵了起来，那一晚，洪方舟一个人在台上演出。第一次，洪方舟的左手边少了一个让他“砸挂”（戏谑取笑）的人。

    洪方舟离开“春黔社”，回老家找寻普通人的安稳日子。

    心爱的姑娘离去，好搭档也走了，穆伍只剩下每月2000元的“盈利”和一个相声理想。当初起名“春黔社”，是寓意“在黔中大地上绽放春日光彩”，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穆伍也终于想通了，“‘春黔社’就是一个贫瘠的母亲，她没法产奶，那我们就要自己出去挣钱回来养自己，养活她。”

    看着自己的社团再次跌入低谷，成员们并没有像上次那样一哄而散。大家通过微博相互调侃，实际他们心里都知道，他们是在彼此鼓励，也给观众传递出信心。

    如今，“春黔社”的成员大都有了自己固定的工作，收入有了保障，每周六下午聚在一起“溜活儿”，每场演出结束后，大家都会快速从后台跑到大门口，沿着台阶站成一排，抱拳作揖微笑着直到欢送走最后一位听众。

    穆伍说，找到养家糊口的资本，可以把相声理想延续下去，“重要的不就是给生活带来个‘乐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