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的栖居

    茨威格要求小说“情节始终高涨不衰，一口气直到最后一页都激动人心”。一位编辑说他认为抒情小说最长就能写到17万字。我说那要看谁写和怎么写。以维克多·雨果的才分，自然可以写《悲惨世界》。你让勃拉母斯、舒曼写“贝九”，许以德意志银行他们也写不成。所以说，内容决定体量和形式，也决定它的结构和节奏。在结构上，《雪焰》48章65万字一气写下来。这是由它诗性小说的内在要求决定的，中间断不开，只能浑融一体。

    要求“情节始终高涨不衰”，不等于始终一个节奏，使用同一种手法，而是要疾徐相间，多种手法并进，在叙事过程中善于变化。我一向反对长跑式地写小说，而主张像练武术那样写小说——特别是写长篇小说。长跑的节奏、方法比较简单，而武术则变化多端，攻防兼备，刚柔相济，要不停地变招，龙腾虎跃，即实战又具观赏性。否则，不仅读者会看烦，作者自己也会写烦。

    据说，伍尔芙每写完一本小说都要大病一场。我猜可能就是因为写得不痛快、不通畅，积郁致疾。要照我说的像练武术那样写小说，必能舒肝理气养心，有助于健康。杜甫自许“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这一“惊”一“泣”，没点出神入化、百炼钢成绕指柔的本事，是不灵的。中国人爱说人各有命，古罗马诗人说“书籍自有命运”。一部文学作品什么时间诞生？怎么诞生？在谁手诞生？也是自有其命。

    西方文学最早是叙史和诗结合，然后是戏剧和诗结合，再后来才是散文和叙事结合。诗和叙事结合说起来还是正根。《浮士德》是诗剧，《叶甫盖尼·奥涅金》是诗体小说，《唐璜》是叙事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是记游抒情诗。《孔雀东南飞》、《北征》、《长恨歌》、《琵琶行》、《董解元西厢记》，都是诗和叙事一体。你看历史上诗和叙事，曾经有那么些相依相恋难舍难分的时刻。

    这样说来，我把《雪焰》写成诗性小说，并不是什么新发明。其作者的美学立场，跟历史上那些善用诗笔叙事的作家一脉相承，只不过面对不同的现实，交了一份灌注进自己个性秉赋的答卷。

    浪漫主义必定要求诗意，诗意的范围必定大于浪漫主义。李白写“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是诗；杜甫写：“旧鬼烦冤新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也是诗；雪莱写《含羞草》、《大海的幻象》、《自由颂》、《西风颂》是诗；涅克拉索夫写《在俄罗斯谁能快乐和自由》，也是诗。

    就文体的特性而言，诗歌接近音乐，更像是时间的艺术；小说接近建筑，更像是空间的艺术。这两种艺术混合在一起发生化合作用，产生的艺术效果必然是增倍的。在一部诗性小说里，这种艺术品质越是水乳交融，艺术性就越强，诗学价值就越高。

    一本小说，如果需要说服读者一次次地拿出耐心，一次次地硬着头皮才能往下看，那还算艺术吗？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

    好小说一定是凭着自身具备的艺术要素、艺术力量，吸引着读者往下看。小说首先是艺术，说到底是艺术，这是它的立身之本，是糊弄不了人的。譬如《水浒传》，不论有没有人论证它引人入胜，它都引人入胜，这才是艺术。我以为卡夫卡的《审判》和《城堡》，恰恰缺少这种艺术磁力。它们的经典地位，不是靠读者读出来的，而是靠学术界论述出来的，因此十分可疑。

    因此我说，对20世纪文学的成败得失，做一次甄别鉴定是必要的，在美学面前，它们必须重新接受检验。这样我们才能看清文学艺术的大走向大趋势。

    《文心雕龙》里讲文学现象的奇正交替转换，黑格尔《小逻辑》讲正题、反题、合题的辩证运动。我们现在好像到了一个“合题”的大阶段。20世纪思想史上思潮流派纷呈，其中最强劲最具历史方向性的口号是什么呢？是海德格尔的那句“诗意的栖居”。这是对以往异化现实的一个反驳。

    诗意是什么？诗意是美的艺术显现。因此，无论道和辩证法怎么运动怎么起作用，总有一个东西在那里照耀着，那就是人类的诗性。美所坚决抵制的任何来自法则名义的压力，都是迟早要在艺术活动里遭到推翻的。古往今来，概莫能外，更不要说文学艺术领域里的伪美了。明乎此，我们就不会在时流、利弊之间摇摆、妥协、翻跟头。

    我无保留地赞成雨果的观点——“为艺术而艺术固然美，但为进步而艺术则更加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