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游之乡（中）

    这本是场欢宴。

    之前，双方已经商量好了拍摄计划，宾主只要摆正自己的位子，相互抬举，大家都有个面子，可最后却走到这个地步。一个是东方新生大国，一个是来自西方——意大利的摄制组，主人愤怒揭批客人，客人玩命叫屈喊冤，实在是双方都不愿看到的局面。这岂不让外人看了笑话。中国人面子为大，不到万不得已，挂不住相，不会举全国之力，把事情闹到天下人都知道的地步。

    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用“恶毒的用心、卑鄙的手法”指责安东尼奥尼拍摄的影片《中国》为“反华电影”——“一连串的反动画面，把新中国糟蹋的不像样子。影片的这种结构和布局，纯粹是为了把攻击矛头集中地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随后，其他媒体及其摄制组所到之地，以群众之名所写的揭发、批判文章陆续出炉。所有的表述都围绕着“用心”及“手法”这两个关键词进行。

    这一年的4月15日，恰逢批判高潮，另一个欧洲人，法国学者、59岁的罗兰·巴尔特在上海旅行时，看到了批判过程中一位普通老人“真可笑”的一幕：

    “1972年，一位叫安东尼奥尼的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安东尼奥尼。但是，意大利人民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安东尼奥尼是个两面派：他不拍摄六层楼，只拍摄那些留作参观的小屋（保留下来是为了教育孩子们）。当时，安东尼奥尼为了拍摄，竟滚了一身土！他在诽谤中国人民。”

    这位讲述的老人还不忘说，他说话与苏联修正主义如出一辙，林彪和孔夫子一个鼻孔出气。老人是在屋前说的这些话。巴尔特再次强调，这“多么可笑！”在这位法国思想家眼中，这一切到底有什么可笑的呢？要知道，他可也是受邀来华的呀！巴尔特在中国的短短20多天时间内，记下大量日记，后来为整理出索引而重读这些日记的时候，他发现：“如果我发表它们，那正好就是安东尼奥尼式的东西。”

    这里记述的老人絮絮叨叨的言辞，实则为当年批判过程的标准用语，基本调式。

    《中国》到底是如何诽谤中国的呢？

    在安东尼奥尼的镜头下，1972年的北京“依然是个古老的城市”，住屋“非常简陋”，“城市规划令人失望”；苏州“同它的古老的面貌差异很小”；上海城市面貌的改变，不过是昔日“西方的经济帝国”在租界修建的房子“今天成了办公楼”。他“挖空心思”地寻找坐茶楼、上饭馆、拉板车、逛大街的人们的各种表情，连小脚女人走路也不放过，甚至“穷极无聊”地把擤鼻涕、上厕所也摄入镜头。在林县，他看到人们见到他们这些欧洲人时“有的恐惧，有的害怕”，“经常是麻木不仁和毫无表情”。影片对于闻名中外的红旗渠一掠而过，既看不到“人造天河”的雄姿，也看不到林县河山重新安排后的兴旺景象，而银幕上不厌其烦地呈现的是零落的天地，孤独的老人，疲乏的牲口，破陋的房舍……等等。

    还是1974年。41岁的美国艺术评论家苏珊·桑塔格坐在法国巴黎的一家电影院里，看着62岁的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两年前拍摄的纪录片《中国》，她并不完全否认中国方面对影片是“意识形态商品”的指责，并认为“中国人认为影片有居高临下的姿态却是没有看错的”，但“安东尼奥尼的影像确实要比中国人自己发布的影像有更多意义。”

    那些电影呈现的画面，如手术部分，都要比自己一年前，在上海一家医院看到的晚期胃溃疡针灸麻醉切除手术要令人惊奇，或强烈得多：戏剧性布局和蒙太奇手法，这一切都要比真实生活中的连续事件的对比更加强烈。

    一些批判文章中提出，安东尼奥尼大摆起“欧洲人的自傲”——“洋大人”的架子来，处心积虑地往中国人民脸上抹黑，这是对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莫大侮辱。摄制组的拍摄手法让人难以忍受，他们采取长焦距、变焦手法，采取不同角度拍摄，偷拍，近景，特写镜头，都意为突出“缺陷”，达到丑化目的。在色彩上，更是采取了灰暗的基调。

    1974这一年，中国人对西方人拍摄的有关中国题材影片，还有另一次表达愤怒的举动。法国导演让·亚纳的影片《中国人在巴黎》虚构了一支中国军队包围了巴黎，法国举国上下陷入恐慌，政府也准备流亡，而商人却趁火打劫准备从这灾难性事件中渔利。法国学者认为，这是一部“理想主义”的影片，法国人比占领者更受讽刺。但，在中方看来，显然是不可接受的，最终，400人的入境签证被断然拒绝，作为对此影片的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