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天边（中）

    童年时期，苏珊·桑塔格便期待有朝一日能够前往自己的孕育之地——中国，但父母是不会带她来了，而中国又不是自己想去就可以去的地方。她只有等待着“另一个政府的邀请”，因为在这一漫长的等待过程中，这个国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故，原先“（男人）留辫子的、蒋介石的以及无数人民的中国——之上，已经嫁接了乐观主义的中国，有光明未来的，属于无数人民的，到处是蓝布衫和尖顶帽的中国。”

    待到1973年，签证拿到之时，桑塔格早已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之情。她问自己，这是“一次寻求政治理解的旅行吗？——‘关于文化大革命定义的札记’吗？”对她来说，中国虽然是最富异国情调的国度，但毕竟因为那是父亲的永留之地，这注定又是“一次可能缓解个人悲痛的旅行吗？”她要查访父亲的死，将给他的死添加分量，还要亲自安葬父亲。

    出发之前，桑塔格的“脑海中已经有了那么多的中国东西”。她甚至设想好自己所带的行李，一只小箱子，没有打字机，没有照相机，更无录音机之类。

    有关这一次，以及1981年的中国之行，桑塔格在过后的1984年，以更加理性的笔触写下的《对旅行的反思》一文中，透露出诸多细节，当初的“朝圣”之心已经被“反思”取代：

    “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随着去中国旅行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不禁发现，旅行者描写的旅程简直一模一样：杭州附近的同一家产茶公社，上海的同一家自行车厂，北京的同一个‘胡同委员会’——尽管这么雷同，许多人还是热情不减地往那儿跑，写的书几乎千篇一律。”

    “神秘，危险，不快，与世隔绝，这些是去遥远的地方旅行的传统成分。”但西方的旅行者到达爆发革命的地方，到达共产主义国家旅行时，却体会不到危险，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那一时期，桑塔格发现自己游历的所有共产主义国家——如1968年的越北之行、1980年的波兰之行，1981年的中国之行——都遮遮掩掩，神神秘秘，接待外国游客时有严格的程序，甚至每一步都精心设计，同时千方百计地讨好他们，返程时还会赠送精美的纪念品和书籍，让他们带到外部世界去。

    初次到达共产主义国家旅行的西方客人，对于旅行团被称作“代表团”一事，多会惊奇不已。虽然他们曾抗议说自己并不代表任何人，只能代表自己，事实上，就是旅行团中间的几个人也有可能彼此都不认识，但这样的称呼依旧不会改变。既然是代表团，那就要设置主席、副主席之类职位，负责应酬，如发表答谢东道主的讲话，坐在宴会的主桌回敬主人酒，等等。只是这些西方人并不总是遵守客随主便的信条，很快就想出了应对之策，有些代表团甚至让成员轮流担任主席角色，以分享隆重的礼遇和愉悦。

    来华之前，桑塔格预料自己的旅程将被“控制”，甚至“过度控制”：“他们知道想让我看些什么，清楚哪些东西正适合我看；我将不与他们争辩。”代表团在博物馆、模范幼儿园、某位著名作家或诗人故里间游览；工厂和公社的负责人出面接待，茶水，虚假数据，一顿接一顿地享受盛宴，逛专供外宾的商店等等，一切都在程序之中。桑塔格称，在这些地方的“大旅行”犹如逛迪斯尼乐园，围绕的主题是“国家的进步和革命带来的好处，而这是通过一系列经济、文化上的简单表演来展示的。游客被带到这儿，艳羡不已。”

    但是，错位的情形还会再一次重演。那些来自西方富裕、发达国家的旅行者们，包括自认为共产主义同道的左派们，“很少能够对这种作秀作出评价。”人们对参观过的这个国家的历史、农民的生活和主要工业流程依然一无所知，桑塔格感叹说。

    到了1984年，桑塔格已经敏锐地观察到，事情在悄悄地起变化，共产主义国家负责旅行接待的官员们更欢迎来自西方国家的董事长，而不是情绪激进的左派历史学讲师。董事长们离开时，要比来时印象好多了，“部分是因为他们发现这个国家里有那么多友善的、有吸引力的人，异国情调的大街上满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苏珊·桑塔格把刊有自己这篇旅行反思的论文集《重点所在》，献给了美国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女诗人之一伊丽莎白·毕晓普。这本书的扉页上录有毕晓普的诗作《旅行的问题》中的几行诗：

    莽原、都城、邦国、尘寰

    选择无多因为身不由己

    去路非此即彼

    所以，当我们驻足家园

    只是家在何方？

    她在打字机上敲下这几行文字时，是否又一次想到那个自己曾魂萦梦绕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