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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06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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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纪行(之四)

远在天边(中)

晋永权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3年12月06日   12 版)

    童年时期,苏珊·桑塔格便期待有朝一日能够前往自己的孕育之地——中国,但父母是不会带她来了,而中国又不是自己想去就可以去的地方。她只有等待着“另一个政府的邀请”,因为在这一漫长的等待过程中,这个国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故,原先“(男人)留辫子的、蒋介石的以及无数人民的中国——之上,已经嫁接了乐观主义的中国,有光明未来的,属于无数人民的,到处是蓝布衫和尖顶帽的中国。”

    待到1973年,签证拿到之时,桑塔格早已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之情。她问自己,这是“一次寻求政治理解的旅行吗?——‘关于文化大革命定义的札记’吗?”对她来说,中国虽然是最富异国情调的国度,但毕竟因为那是父亲的永留之地,这注定又是“一次可能缓解个人悲痛的旅行吗?”她要查访父亲的死,将给他的死添加分量,还要亲自安葬父亲。

    出发之前,桑塔格的“脑海中已经有了那么多的中国东西”。她甚至设想好自己所带的行李,一只小箱子,没有打字机,没有照相机,更无录音机之类。

    有关这一次,以及1981年的中国之行,桑塔格在过后的1984年,以更加理性的笔触写下的《对旅行的反思》一文中,透露出诸多细节,当初的“朝圣”之心已经被“反思”取代:

    “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随着去中国旅行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不禁发现,旅行者描写的旅程简直一模一样:杭州附近的同一家产茶公社,上海的同一家自行车厂,北京的同一个‘胡同委员会’——尽管这么雷同,许多人还是热情不减地往那儿跑,写的书几乎千篇一律。”

    “神秘,危险,不快,与世隔绝,这些是去遥远的地方旅行的传统成分。”但西方的旅行者到达爆发革命的地方,到达共产主义国家旅行时,却体会不到危险,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那一时期,桑塔格发现自己游历的所有共产主义国家——如1968年的越北之行、1980年的波兰之行,1981年的中国之行——都遮遮掩掩,神神秘秘,接待外国游客时有严格的程序,甚至每一步都精心设计,同时千方百计地讨好他们,返程时还会赠送精美的纪念品和书籍,让他们带到外部世界去。

    初次到达共产主义国家旅行的西方客人,对于旅行团被称作“代表团”一事,多会惊奇不已。虽然他们曾抗议说自己并不代表任何人,只能代表自己,事实上,就是旅行团中间的几个人也有可能彼此都不认识,但这样的称呼依旧不会改变。既然是代表团,那就要设置主席、副主席之类职位,负责应酬,如发表答谢东道主的讲话,坐在宴会的主桌回敬主人酒,等等。只是这些西方人并不总是遵守客随主便的信条,很快就想出了应对之策,有些代表团甚至让成员轮流担任主席角色,以分享隆重的礼遇和愉悦。

    来华之前,桑塔格预料自己的旅程将被“控制”,甚至“过度控制”:“他们知道想让我看些什么,清楚哪些东西正适合我看;我将不与他们争辩。”代表团在博物馆、模范幼儿园、某位著名作家或诗人故里间游览;工厂和公社的负责人出面接待,茶水,虚假数据,一顿接一顿地享受盛宴,逛专供外宾的商店等等,一切都在程序之中。桑塔格称,在这些地方的“大旅行”犹如逛迪斯尼乐园,围绕的主题是“国家的进步和革命带来的好处,而这是通过一系列经济、文化上的简单表演来展示的。游客被带到这儿,艳羡不已。”

    但是,错位的情形还会再一次重演。那些来自西方富裕、发达国家的旅行者们,包括自认为共产主义同道的左派们,“很少能够对这种作秀作出评价。”人们对参观过的这个国家的历史、农民的生活和主要工业流程依然一无所知,桑塔格感叹说。

    到了1984年,桑塔格已经敏锐地观察到,事情在悄悄地起变化,共产主义国家负责旅行接待的官员们更欢迎来自西方国家的董事长,而不是情绪激进的左派历史学讲师。董事长们离开时,要比来时印象好多了,“部分是因为他们发现这个国家里有那么多友善的、有吸引力的人,异国情调的大街上满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苏珊·桑塔格把刊有自己这篇旅行反思的论文集《重点所在》,献给了美国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女诗人之一伊丽莎白·毕晓普。这本书的扉页上录有毕晓普的诗作《旅行的问题》中的几行诗:

    莽原、都城、邦国、尘寰

    选择无多因为身不由己

    去路非此即彼

    所以,当我们驻足家园

    只是家在何方?

    她在打字机上敲下这几行文字时,是否又一次想到那个自己曾魂萦梦绕的中国?

晋永权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3年12月06日 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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