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中）

    “对于中国要说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处都有许多梧桐树，这是法国特征。”

    1974年4月23日，罗兰·巴特一行在古都洛阳再次看到了满大街的“法国特征”。对于这一时期内陆封闭城市的许多居民来说，“法国梧桐”是个颇有些奇怪的名字，这个带有西方遥远国度名称的树种，显然要优越于那些土生土长的同类来：一般来说，它们成排地种植在毗邻政府机构或商业中心的宽阔大道上，生存的空间更大，受到的瞩目更多，白中泛青的肤色与特立独行的样子，还有那宽大的叶子，等等，似乎都标示其身份尊贵，不同凡俗。

    先前在南京，当乘坐的汽车穿过长长的、两边栽满法国梧桐树的大街时，巴特也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这一切都很有法国风情”；“没有任何异域感觉，没有任何不舒适。从一开始我们就不是在亚洲。”一行人在南京居住的旅馆，坐落在一个花园内，树木种类很多，木兰树、法国梧桐、冷衫等，巴特看来这里也“非常有法国气息”。而城外的乡下，巴特看到那沟渠、方形田畴及劳作的身影后，说这一切“很像荷兰的农村”。

    南京之行，还有令巴特印象深刻之处，在火车站前湖泊边“我们停下来照相。一群人愕然地看着我们。”在南京动物园的遭遇大抵相似：“我们在看大熊猫，50个人在看我们。”不过都是“非常好心的、充满敬意和微笑的目光。”自上海到南京时经过苏州，水乡泽国，巴特说这是“中国的威尼斯”。

    在洛阳，一行人去白马寺看看的愿望被拒绝了，理由是“正在维修”。他们被带去看牡丹，花展布置成大圆圈，法国客人看牡丹，一旁的中国人成群结队地赶过来看他们。即便如此，在北京、上海、南京旅行过后，巴特还是感慨地说，洛阳“是第一个不让人感到造作的城市”。在大街上有一群女孩子在做集体操，巴特说这是“瑞典式的”。当他看到老年人在做中国式体操——打太极拳时，评价说，这种个人操与集体操对立，更慢、更柔软，更富有神秘感。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大地上这些巴特眼中的“西方景象”，身在其间的中国人大多浑然不觉，而这一切又正是后来的中国人急于改变的景观，如南京挖掉法国梧桐等，变化的目标就是使一切看起来，包括听起来都更现代、更西化，总之更像西方。历史总是充满令人匪夷所思之处。人们对自身的看法有时与别人会多么不同啊！

    1974年4月11日，代表团在法国奥利机场登机前，巴特看到了十几个中国人，都穿着高领黑色上衣，而向导却穿着市井西装。“看上去，像是一群出行的修士。”巴特在日记中记下的这一形象，文革后期的中国人自己怎么也想象不出其间的关联来：修士？还有那形象，所有这一切与自己是多么的格格不入啊！怎么能够作此类比呢，简直是不可理喻。还有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位退休的外交官回忆说，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代表团一行人访问瑞士日内瓦，一日，代表团成员在街上散步，路遇一些西方人脱帽致敬，成员们颇多不解，有人解释说这是西方人对新生国度的敬意，后有常驻西方的同胞指点迷津，说，你们这着装——一水儿的黑色中山装、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走起路来规规矩矩，十有八九被人当成了来自东方古老国度的宗教团体。

    巴特在从北京飞往上海全新的波音飞机上，除了观察到中国的空姐身着土黄色的工作服、扎着辫子或盘着头外，还看到了不少人戴着仿造的美国式鸭舌帽。唯一不同的是“无论在什么场合，都没有微笑。”而这“与西方人的故作笑脸相反”。在上海，代表团一行不只是感受西方情调，更是直接享受了。巴特等人住在黄浦江边的和平饭店，这座1919年开业的饭店具有“奥地利—匈牙利和英国风格”。巴特不吝赞美之词，说这里“惬意、解放。旅馆很大，安静。”而对面就是英国人曾经的居住地，那里有着庞大的建筑群。不过，当巴特等人在旅馆周围散步时，还是遭逢了“非常好奇”的人们：所有的人都跟着我们、看着我们，目光频频投来。怎么会这样？这可是曾经名震世界的东方开放城市大上海呀，21世纪的年轻人无论如何也不可想象还有这局面。

    在上海，代表团还登上了18层的高大建筑上海饭店楼顶平台，俯瞰，看到的是棕色的城市，那一刻，巴特说：“整个上海像是芝加哥。”4月18日，他独自出门到江边步行街散步时，除了看到到处都是人外，还看到“港口很美，一望无际，像是在荷兰，一艘货船正在离开，处处帆影。”这一天，上海外滩天气晴朗，有一丝云彩，阳光下江面上雾气蒸腾。

    “那么，是中国吗？”巴特回国后，以此为标题写下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