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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援引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称，内地实行20多年的假释制度存在诸多漏洞，很多贪官利用这些漏洞能在短期服刑后出狱。截至去年3月前的5年间，最高检已纠正涉及5.2万多人的减刑和假释案。尽管如此，有关部门对假释制度查缺补漏和强化监管仍行动缓慢。
一年前，最高人民法院在两会做工作报告时强调要“规范减刑、假释工作”，人大代表们就此进行了热烈讨论。他们在列举了假释泛滥的情形后指出，目前过多过滥的减刑、假释已引起了社会的质疑和不满，成为司法不公与腐败的一个“黑洞”。同样，《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出台至今几乎没有修订。当初对符合30种情形的罪犯准予保外就医的规定，很多已不适应今天的情形。
举其荦荦大端，假释制度存在三大漏洞：
一是立法方面的漏洞。按照《刑法》，犯罪分子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就具备了适用假释的实质条件。那么，如何认定“确有悔改表现”呢？最高人民法院对此界定称：1，认罪服法；2，一贯遵守罪犯改造行为规范和监狱纪律；3，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4，积极参加劳动，爱护公物，完成劳动任务。对善于“表现”的贪官来说，满足这些条件轻而易举。至于“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也很难预判。贪官出狱后利用在位时编织的关系网继续坐收红利的事件，时有发生。我国尚没有一套完善的罪犯再犯罪预测机制，监狱很难对假释后的罪犯是否存在再犯罪做出鉴定。
二是程序方面的漏洞。根据刑法第82条、第79条的规定，对于犯罪分子的假释，由执行机关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假释建议书。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对符合法定假释条件的，裁定予以假释。但实际情形怎样呢？《南华早报》引用报道称，一些监狱在实际操作中甚至“懒得”通知当地警方和其他有关部门。换句话说，《刑法》制定的假释程序只是虚设，贪官是否假释，很大程度上只由监狱管理部门说了算。
三是监狱执法方面的漏洞。说白了，这不叫漏洞，而应叫监狱执法腐败。由于存在立法和程序两大漏洞，监狱长拥有了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他说某贪官“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便可以直接批准假释。典型的如丹东市监狱原监狱长刘宝昌，他将减刑、假释当做敛财工具，通过向主管监狱长、刑罚科打招呼，授意或默许经办人员在《罪犯减刑（假释）审核表》上造假，并在明知不符合规定的情况下，批准监外执行、假释，12次收受贿赂共计81万元。
今年年初，广州中院发布了有关减刑假释的改革新规，有两个亮点，一是减刑假释裁判结果上网，服刑人员的减刑假释情况向社会公开。二是严格法定程序，凡是处级以上官员的减刑、假释案件一律开庭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在修订假释制度时，不妨借鉴吸收广州改革的经验，同时应注意修改假释的实质条件，弥补立法方面的漏洞。此外，立法、司法机关应加紧制定实施惩处监狱执法腐败的条例，加强对监狱管理的监督，堵住监狱执法漏洞。
王学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