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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的气氛一刻也没有远离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3·01”严重暴力恐怖事件之后，这里接收了最多的伤者。在医院的走廊里，那些刚刚经历了惊魂一刻的受害者躺在临时搭建的病床上。他们的名字被印在一张A4纸上，贴在了身后的墙上，这是他们的病人信息牌。
尽管资源有限，医院仍为伤者制定了一对一救治方案。除了当地的医务人员，与伤者一同“作战”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疗专家。
昆明“3·01”严重暴力恐怖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国家卫生计生委已从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武汉、长沙等地12所医院抽调27名医疗专家赶赴昆明。这些专家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天坛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等医疗机构，其专业领域涉及重症医学、颌面外科、骨科、神经外科、心理危机干预等。抵达昆明后，专家们对伤员作进一步的伤情评估和判定；制定伤员个性化治疗方案，并成立专门的救治小组，为每一位伤员制定详细救治方案。
“在灾难面前，如果说军队筑造了‘绿色长城’，那么医务工作者就在构建‘白色长城’。”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陈秋霖说，“我们应该记住冲在第一线的还有这样一支白衣队伍。”
拿“枪”上“战场”
3月2日上午10点30分，北京积水潭医院的ICU主任周宁和创伤骨科医师赵刚接到赶赴昆明救助伤员的通知。飞机于下午1时20分起飞，除去去往机场花费的时间和候机时间，留给他们的准备时间并不多。
“我们医院有两组应急小分队，随时召唤随时上。”积水潭医院宣教中心主任梁学亚说，这个每组20人的应急小分队，必须保持全天24小时手机畅通，他们的随身物品放在医院，以防情况紧急时，来不及回家取必备的生活用品。“他们有个随身背着的小包，一般包里放着身份证、驾照还有换洗内衣、剃须刀之类的生活用品。接到命令之后如果时间来得及就准备一下，如果来不及就直接拎包去飞机场了。”
当派出的医务人员较多时，医院还要立即为他们准备急救物资。比如统一的救援服装、夏天防蚊虫叮咬的药水、防暑药品以及感冒药。“派的人数最多的一次是汶川地震，连续派了五次，一次有十个人左右。”梁学亚说，“很多病人的皮肤在地震中被砸烂之后很难治疗，正好我们有烧伤科专家，他们是专门修复皮瓣的，烧伤科大夫在前线立了大功。”皮瓣的修复是后续手术的基础，能降低感染率、致残率和死亡率。“皮肤的问题貌似简单，实际上对于后期的手术、病人的康复、功能的恢复来说，它是最最重要的第一步。”
除了派出人员，必要时支援队伍也会带去设备。医院要为他们准备好心电图机、呼吸机、除颤机等。“我们的心电图机和除颤机都是24小时带电的，否则到了当地再充电来不及。医院有两套设备，医务部有一套，医疗企业科有一套，拿走一套还有一套。”梁学亚说，这些设备就像上战场时带着的“枪”。因为这次事件发生在昆明市里，周边有比较大的医院和医疗设施，不需要医生带设备过去。但是如果前往偏远的地震灾区，就需要医院派车辆，带着设备和药品“上前线”。
梁学亚回忆，这套应急机制在积水潭医院已经至少存在了十年，在汶川、玉树、雅安地震发生的时候都发挥了作用。每遇重大突发事件，国家卫生计生委会根据事件发生当地卫生部门反映的情况和需要专业种类的不同，与各个医院取得联系，下达任务。
这次接到通知，积水潭医院从应急小分队里根据年资、经历和个人情况挑选出适合前方需求的两位专家，他们当日下午5时30分到达昆明。到达之后马上给病人做检查，直到晚上10时多，一共医治了6位重病患者和两位危重病人。
应急小分队的其他人员也在待命。“后期如果有病人的皮肤出现问题，我们院的烧伤科医生可能还要过去。刀伤和地震的砸伤不一样，刀伤相对更好处理一些，但是如果伤口太深伤到神经、肌腱，会比较严重。”梁学亚说。
“应急预案”是医院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与积水潭医院的医生乘坐同一航班飞赴昆明的还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一位专家。他的另一位同事接到通知时正在进行手术，待手术结束后乘坐当日下午6时20分的飞机飞往昆明。“因为走的时候是交通拥挤的高峰期，医院没能派车把专家送到机场。专家是自己挤地铁到飞机场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助理王平说。
在王平看来，所谓的“应急预案”是医院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就像安排哪一个医生坐门诊一样，每一个科室都有排班，发生突发事件的时候，需要什么科室的医生我们就直接抽调过去。如果第一个医生被派出去之后再有事情发生，后面仍然有医生准备着。”
“在医生走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关于如何完成这个医生本来工作的应急预案。这时，其他医生和护士就要承担更多的工作，医生都是24小时待命的。在赶往地震前线救援的时候，我们的专家都是背着帐篷走的。”王平说。尽管医生在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可以找借口推诿不去一线，但是多年来，遇到这么多突发事件，王平从没见过一个医生或者护士临阵脱逃。“因为这是我们最基本的职业道德。”
北京安定医院也派出了心理救援专家。“我们有个心理危机干预队伍，在突发事件之后，第一时间接到任务就会派出比较强的力量去支援。”安定医院宣教中心主任姜虹芳说，这支队伍在2007年底2008年初酝酿成立，在“4·28”胶济铁路事故、“5·12”汶川地震等一系列事件中发挥了作用。目前整支心理危机干预队伍已有近30人。
“非典给我们国家带来了一些变化。我们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把公众的健康作为首要关注的问题。”中国青年报记者从国家卫生计生委应急办（以下简称应急办）了解到，医疗应急系统从2003年开始加紧建设，目前已逾十年时间。
在法律层面，国家已颁布《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在制度上，应急办建立起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事情发生了谁来管？谁来牵头？有时并非全归“卫生”管，需要各个方面综合配合。应急办有关人士说，“昆明事件发生后，国务院成立一个小组赶赴一线，‘卫生’只是这个小组里的一个部分。像疫情这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能是我们牵头做，昆明事件不是一个公共卫生事件，它由政法安全部门牵头。因为涉及到人员伤亡所以需要我们参与进去。”
此外，分级管理意味着一个县里、市里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非都需要国家来牵头，属地管理也是应急管理体制的一部分。应急办开展了国家卫生应急综合示范县建设的工作。主要是为了加强基层的卫生应急管理水平。应急办有关人士表示，“因为任何一个突发事件都是在一个点上发生的，这个点的归属一般不是国家卫生计生委而是某一个县甚至是县以下，但是行政能力上还是要从县抓起。所以要把基层的卫生应急管理水平提升上来，要能够作出判断，能够做初步的处理，与公众和媒体进行准确的沟通。”
应急办强调，部门之间、区域之间、国际之间的信息沟通和协调联动非常重要。“就拿这次H7N9禽流感来说，我们联防联控机制就在发挥着作用。首先我们确定这件事情发生在哪一级，是要启动部内的还是部门间的联防联控，最后需要农业部门、财政部门、林业部门参与进来。”
有时，应急系统需要技术上的支持。目前应急办已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实现实时监测。“非典的时候，一些病例我们是很难找到的，现在我们有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实时监测系统，比如H7N9的病例在哪个地方发生了，我们在总指挥部里是可以实时了解的。”
目前，国家卫生计生委组建了35支国家应急卫生队伍，已经初步实现了队伍的机动化、装备携行化、医院的车载化、自我保障化。“当地已经发生了自然灾害，救治能力很差，可能没有水没有电，怎么开展手术呢？现在我们的应急队伍是移动的医院、车载的医院，打开就可以开展手术，而且可以保障卫生应急队伍的食宿供给。”应急办工作人员介绍。
“白衣长城”也需保障
“我国目前的医疗应急机制比较成熟。公立医疗体系在建立之初，就一直承担着应急救治的功能。这恰恰是公立医院本身定位上的重要功能。”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陈秋霖说到。“灾情就是命令，其实就像军事化一样，在紧急关头，机制需要运行起来，没有什么可以讨价还价的，也不是政府购买服务能够解决的。在这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这样一个能够发挥作用的公立医院体系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社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陈秋霖提醒，这支应急队伍应该有一个更加合适的配套机制。因为一些行动会涉及到资源的划拨和补偿，如果缺乏配套机制，将不利于这支队伍的正常运行。“之前发生过类似情况，一些医院参与了应急救治，但是事后的补偿并不那么到位，这是我们常常忽略的问题。不应该由单独的单位承担成本，应该有相应的公共财政安排，这就涉及到用什么样的财政机制来更好地支持这支应急队伍。这需要政府认识到机制的可持续维护问题。”
“国家能不能从物资上给予我们支持？医疗设施都是我们自己花钱买的。有了物资支持，设备能更先进一点，队伍也能加强培训，这样他们在前线的作用可能发挥得更好。”积水潭医院梁学亚说出了医院的诉求。
在突发事件现场，医务人员职业的防护、人身安全的维护也很重要。梁学亚另外一个比较担心的问题是前线医务人员个人的安全。“我们的专家上前线救治伤员也有危险，有没有人身保险机制？如果我们的专家真的出事了，有什么样的赔付机制？伤员虽然在后方救治，但是像地震发生的时候，后方也是灾区，也有余震。甚至有的时候专家需要进到震中去抢救伤员，那就更危险了。”梁学亚说。
“我们应该把他们的风险降到最低，把损失降到最低。如果出现问题就应该有相应的补偿和安排。当然我们也有一些荣誉机制和制度安排。但是这些在现实的社会中还不能完全发挥作用，有可能的话还是应该加大保险的力度，这是非常理性的诉求。”陈秋霖回应。
“现在医疗改革所考虑到的是未来公立医院如何定位，到底要保留多少、如何布局的问题，更多是从看病就医的角度考虑。但是这支应急队伍是我们的‘白色长城’，这个机制必须站在国家层面考虑。”陈秋霖建议。
本报北京3月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