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保险集团董事长高国富委员去年接受过某行政部门的一次抽查,回答如何看待“国有企业反腐倡廉”的成效问题。他非常奇怪:太平洋保险集团属于“高度混合的所有制”,最大股东持股15%,持股超过2%就能进入前十大股东,“已经不是国有企业了”。
然而派来的官员告诉他,怎么能说不是国有企业呢?企业当中只要有一股国有资本,就是国有企业!高国富觉得荒唐,国有企业投资了很多上市公司,不能说这些公司都是国有企业吧?
这位企业家觉得“荒唐透顶”,但是无可奈何。他在今年的两会上指出,混合所有制是要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不能搞了半天混业,干部还是“上面任命”的。
今天,三胞集团董事长袁亚非委员也在会上指出,发展混合所有制,切忌“新瓶装老酒”。几年前,袁亚非投资了一家期货公司,持股大约30%,另一家国企持股大约60%。结果,国企把这家期货公司定义为“处级单位”,规定公司老总一年工资不能超过20万元。
袁亚非目前是一家银行的第一大民营股东,是一家证券公司的民营股东,可他觉得像是个点缀,“放个屁都不响”!他希望混合所有制“有其形也有其实”,否则,“拿我们做个点缀,在这里混合一下子,有什么意义呢?”
听到这里,在座的很多民营企业家笑了。科瑞集团董事局主席郑跃文委员说,目前有一些制度是阻碍混合所有制发展的,应该加以清理。“你的股本本来就低,进去了只能限制在很小的范围,这样就阻碍了民营入股的积极性。”
简政放权是今年两会上热议的话题。很多民营企业家也希望政府“有形的手”再合乎市场规则一些。
当着国家工商总局、证监会、商务部几位副部长的面,袁亚非希望“进一步明确报备与报批的关系问题”。他说,中央政府下放了416项权力,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还要再下放200多项,将对民营经济发展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但他们感觉到很多下放的审批权变成了报备,但报备本身就没有规则和程序,有的时候还不如报批,“报批原来规定了多少天,报备没有规定多少天,反而更慢了”。
他同组的上海市工商联主席王志雄委员也建议,对于“报备”,最好设立答复的期限。
袁亚非对在场的副部长们说,你们是政策的制定者,我们认为光放权还不够,怎么落地更重要。
本报北京3月7日电
本报记者 张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