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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建设统一的裁判文书公开平台等一系列司法公开的举措，被寄望能“倒逼司法公正”。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认为，司法裁判文书上网的难点显然不在技术，而是能否及时上网，能在多大范围内上网。
根据最高法的规定：“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的”、“涉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以调解方式结案的”、“其他不宜在互联网公布的”，这四类司法裁判文书不上网。
四种不予上网的情形中，“其他不宜在互联网公布的”引起了相当的关注。
这四个标准与三年前比，去掉了当事人要求的限制，但何为“不宜在互联网公布的”，仍没有出台细则。有基层法院的工作人员表示，什么上网，什么不上网，最高法还是应该进一步细化明确。
按照最高法的规定，不适宜上网的案件需要部门负责人审查后报分管副院长审定，但这一设计并无第三方监督机制。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综合科科长陈涛告诉记者，他们从2014年起，以这样一种方式计算司法裁判文书的上网率——实际上网裁判文书数，除以应该上网的裁判文书数。按照这个算法，2014年1月、2月，郑州市法院结案11310件，生效判决8122件，实际上网2701件，上网率100％。
这也意味着，有5000多件案件的裁判文书，因各种原因没能上网。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彭北平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不上网的前三类案件系统直接过滤掉不予公开，而第四类案件则是由经办法官提出，经庭领导、院领导逐级审批通过后，可不予上网公布。
“现在很多人怀疑我们是选择性地公开，说只是公开了一部分。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最高院要求公开的，我们全部公开，规定不宜公开的，我们就公布案号，把不宜公开的理由也写上，就相当于所有的裁判文书在网上都可以看得到，只不过不宜公开的就只看得到案号，看不到内容。”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的肖姓副主任告诉记者，他们正向上级反映自己的意见，并联系相关软件公司进行设计。
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王才亮表示：“凡是公开审理的案件，其裁判文书就应该公开。”他指出，最高院出台规定时不能突破法律规定，诉讼法规定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案件可以不公开，裁判文书的例外情形也应当与之相符。
在他看来，第四点中的“其他不宜”可以成为法院的“任意解释”，他提出：“除了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和法律规定的条件外，不能再有其他情形为裁判文书不公开上网留下空间。裁判文书是否公开也不能听凭当事人的意见，因为当事人不愿意公开的案件有可能会损害社会公众的利益。”
王锡锌也认为，第四点的自由裁量权限过大，“‘其他不适合公开’这里有很大的、非常宽泛的裁量权，很容易导致选择性的公开。不公开的必须列举出来，不能够留出太大的裁量权，否则什么叫‘其他不适合公开的’？谁来判定？如果法院自己来判定，完全有可能架空前面所说的各种各样公开的政策。”
在王才亮看来，我国的立法到执法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只规定应该怎么做，没规定不做以后有何后果。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也表示：“最高院出台规定以后，并没有完善相应的监督工作与问责机制。”他指出，最高院进一步完善监督措施和考核机制，使各级法院更重视裁判文书的上网工作。
在2013年举办的司法与公开研讨会上，曾有人向最高人民法院新闻中心处长姬忠彪发问，假如只有一个制度，基层法院不落实，不执行怎么办？
“这也是现在比较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姬忠彪表示，实际上按照法院的设置和规定，最高法院对下级法院只是指导作用。姬忠彪称，目前最高法院在监察局下专门成立了司法巡查工作小组，“如果发现违反最高法院规定的，或者对最高法院规定不落实，我们会及时地向当地高级法院通报，让他们拿出真正的举措。”
郑州中院研究室综合科科长陈涛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目前郑州中院对于司法文书公开的工作会进行评比，做的不好的单位会被扣分，最后评比倒数前两名的单位要公开检讨，不过司法裁判文书的公示并未与工资直接挂钩。
王锡锌认为，目前司法文书公开可能还是要靠内部考核、外部评价和媒体监督三个方面结合来实现，“内部考核现在还没有但是我觉得一定要建立，否则只有要求没有后果事情就很难落实，缺乏一种内在的压力。外部评价也是给出一种压力和动力。第三个就是媒体的批评监督，比如你们上网搜索，哪些公开了很容易看到，这也是来自社会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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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星 实习生 汪诗韵 张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