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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冕：“她在写一个时代，一个结束了10年动乱、政治走向开明、人民思考更加独立的时代。这是中国的春天——我们永远记忆的伟大的80年代。”
钱理群：“朱光潜心目中自有学术高峰的标准。但是今天，大量自我感觉良好而不知学术为何物的‘学者’霸占着中国的学界和讲台。”
日前，三联韬奋图书馆高朋满座。德高望重、须发皓白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严家炎、孙玉石、钱理群，著名作家、杂文家陈四益，远道而来的台湾作家、评论家郭枫等，给北大中文系78级学子张曼菱的新作《北大回忆》带来声声喝彩。
张曼菱的导师谢冕一口气读完了此书。他动情地说：“我觉得张曼菱不仅是在写师友、写学校，而是在写一个时代，一个结束了10年动乱、政治走向开放开明、人民思考更加独立的时代。这个时代是相对宽容的，这是中国的春天，这就是我们永远记忆的、永远怀念的、伟大的80年代。”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恢复高考后的燕园站在时代最前沿，到处是勃勃生机。作为一名颇具传奇色彩的北大才女，张曼菱在书中回顾往事，剖析了北大的传统与精神。张曼菱的经历使之占据得天独厚的资源，“能书他人所不能书”。在这部二十几万字的散文集中，张曼菱从刚入学时的“燕园春潮”写起，一直写到她近年来对西南联大历史的追踪，再现了中国解冻期的大学校园生活和彼时代氛围下的知识分子风骨。
这份回忆能诉诸笔端，缘起于2007年张曼菱与季羡林先生的一次谈话。当时，季先生鼓励她写一本像《浮生六记》那样的《北大回忆》，回顾20世纪70年末80年代初的北大。“这段岁月对于北大和整个社会都重要”，季先生说。翌年盛夏，远在西南的张曼菱收到来自病榻上季老的挂号邮件。启开是一页宣纸，墨迹、印章赫然在目，“北大回忆”4个字，连写两遍，以为书封题字。张曼菱深感季先生此举有其深意。这份期盼鞭策着她，使《北大回忆》最终问世。
在张曼菱笔下，“那个年代”的学子们每天行色匆匆，为了民族的同一个理想发奋苦读、追求真理；每日上课都要上演抢位大战，教室里坐不下了，就敞着门，大家一直坐到走廊上，挤得汗蒸雾腾；倘有学生撰写和传播“非正式出版物”，学校则会叮嘱，“如果被北京市公安局带走，不要反抗，也别吵架，到那里就静静地等着，学校会来领你们”。
钱理群说：“张曼菱既敏锐地抓住了细节，又能够穿透细节，挖掘出其中更忠厚、宽广的历史内容。”最打动他的是这一处：一天，张曼菱捧着朱光潜的一本美学著作在未名湖畔研读。一位老者过来问她：“你在读什么？”“朱光潜的书。”张曼菱给他看了一下封面。老人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他的书没什么，都是从外国搬来的。要看就看原著，不要浪费时间。”当意外得知老者就是朱光潜本人时，张曼菱不禁大呼，“唯我北大朱先生也！”
钱理群感叹：“我读到这里震惊不已，数日内脑海里一直回旋着朱光潜先生的这句话。”钱理群认为，现代中国无大师，原因正如朱光潜所说，没有多少自己的东西——而原创性正是成为大师最基本、最重要的条件。
“朱光潜那一代前辈，就其学养和精神境界而言，完全可能出大师。但他们生不逢时，上世纪30年代小试锋芒后就遭遇战乱，接着又是连续30年的思想改造，到80年代可以坐下来做学问了，已是元气大伤，无力再建构自己独创的思想体系。但是他们还保持着清醒，有勇气正视自己的不足。”
钱理群说：“朱光潜先生让人感慨之处不仅仅在于他的自知之明，更在于他心中自有一个学术高峰的标准。但是今天，再也没有也不会出现朱光潜了。大量自我感觉良好，却根本不知学术为何物的‘学者们’霸占着中国的学界和讲台。”
在钱理群看来，张曼菱当年是把北大当作精神圣地，而今天相当多的北大学生是把北大当作成为人上人的阶梯。
书中，张曼菱认为离“北大精神”源头最近的老一辈先贤——朱光潜、林庚、金克木、王力、朱德熙、季羡林等，是“给我们力量的狂飙的前辈”，是“我们的隔代亲”；当时那些“中青年学者”——卢甲文、闵开德、谢冕、袁良骏、孙玉石、马振芳、严家炎、袁行霈等人，则是张曼菱眼中的“守望者”。“隔代亲”和“守望者”构成了当年北大的精神框架。
书中对西南联大历史的追溯，也赢得了在座诸位大家的共鸣。西南联大早在1946年5月4日便宣告结束，民族的文化血脉却流淌了下来。张曼菱曾奔赴台湾，进行了大量抢救性的采访。这种思考也正是《北大回忆》的基点。
张曼菱称自己是布衣的女儿，但同时，心里有一团火永生不会泯灭，“相信在座各位心里也有这团火。”张曼菱说，这团火，就是一种坚持和境界，是她心目中，是每个知识分子应该追求的境界。
本报记者 蔡梦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