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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强的发光体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医生赵红艳并不是位听话的病人。她最近一次去给自己的骨关节拍片已是3年多以前。
她觉得检查已无必要。她很清楚那些骨与骨连接的部分发生了什么：下半生都将与轮椅为伴。
尽管如此，这位气场强大、精力旺盛的消化内科医生，画着淡妆，用酒红色的染发膏对付头上冒出的白发，每周有5天时间准时出现在诊室里。她是这所规模庞大的三级甲等医院里最繁忙的医生之一，日均接待100多位病人，最高达到180多人。
当她坐上那辆日常代步的红色轮椅，有些病人以为她是在“玩儿”，或以为那是扫地机。然而他们面前的这位军医是个不折不扣的老病号，附骨之疽的滋味10多年前就跟随着她。为她拍片的该院核磁共振科主任袁飞皱着眉头形容，那真是一种“刻骨”的疼痛。
可她真的不像病人。同事王佐妤形容，工作中的赵红艳是会“发光”的，跟前几年比，她的肤色亮了，眼神也更有光彩。
41岁的赵红艳自己也承认，她正处于10多年来最好的时光。几年前的她比现在显老，曾有病人让孩子喊她“奶奶”。
如今，她确信自己已经走出人生的低谷。那不仅是个人的灾难，也是全民的噩梦——她30岁那年，非典型性肺炎疫情暴发，她所在的医院收治了天津市第一例确诊病人。在自告奋勇把一个病人送往集中救治区之后，她不幸感染了病毒，踏入了至今心有余悸的死亡之门。她以为“再也出不来了”。
庆幸的是，她在两个月后病愈出院。怀着新生的喜悦，她和丈夫吃遍了家门口所能找到的好饭馆。然而坏消息又在4个月内接踵而至。非典时用来保命的激素在她身上造成了后遗症：双肩、双膝、双股骨头六大关节全部坏死。
这被称为“不死的癌症”。不少染过非典的医护人员出现了此类症状。袁飞打比方说，股骨头塌了，相当于支撑身体的“轴承”坏了。
对赵红艳来说，那是一段最灰暗的日子。她在此后约三年内四处求医问药。她扎过“针刀”，十几厘米长的针刀扎进骨头，“每去一次就像上战场”。
在北京一家大医院，医生对着她的片子问：“这人呢？给我抬过来。”
赵红艳回忆，自己连非典时期都几乎没哭过，那时却经常痛哭。她蓬头垢面，对最亲近的人发火，像祥林嫂一样唠叨。“每天就是想‘我怎么活’。”她不是没想过自杀，安眠药都准备停当。
时任政治协理员的医院副院长韩慧娟气愤地“骂”过她：“你可以去死！你想过你的家人吗？想过你两岁的女儿吗？”怕她想不开，韩慧娟保持电话全天候开机。
2006年，赵红艳决定恢复工作。她不愿意成为“废人”，不甘心“天天晒太阳”，也不想让自己的不良情绪继续传染家人。虽然有朋友劝她，即使不再工作，也会被“养起来”。
“身体残疾了，人生不能残缺。”她说。
起初她拄着双拐出现在诊室，而这也经过了不为人知的思想斗争。她害怕别人看到身体的残缺。久坐后需要起立，她还要在病人面前假装“自言自语”腿坐麻了，才好意思扶着桌子摇晃着站起来。
在上班路上她摔过多次。一条原以为完全可以迈过的小沟，让她花了20多分钟、“满脸是泪”地爬上来。
由于双臂疼痛难忍，她最后丢掉拐杖，坐上了轮椅。她悄悄花钱请科里的护工帮忙推轮椅，怀着一种“精神胜利法”：一般人不会注意到她，“反正人们以为我是病人”。
袁飞说，多年来自己脑海里留有一幅画面：雨天，赵红艳早早倚在楼洞里，等待护工来接，那么无助，还那么坚决。
有一回赵红艳坐着轮椅刚出电梯，就听到身后人们议论“这是个残疾人”。她很受刺激，在同事面前嚎啕大哭：“我就残了吗？”
此事之后，袁飞发现，赵红艳有段时间常穿军装，也许为了证明自己“是个战士”。
“一坐在门诊，就忘记了疼”
而现在，赵红艳对此已经释怀。常有不知情的病人问她“腿怎么瘸了”。
“现在谁再说我残疾我不急了，但是我心里就是不承认我是残疾人。”她说。
她后来改为驾驶电动轮椅。让同事们佩服的是，无论刮风下雨，她从未因身体原因请假。
在一个雪天，小区自来水管破裂，道路泥泞不堪，她连人带轮椅陷进泥水中，幸亏被王佐妤发现。她依然出现在门诊。
同事们眼中，她太过要强。坐诊时她可以整整一个上午保持坐姿，“坐功相当于和尚”。由于如厕不便，她极少在医院喝水，只会舔舔水杯，或抿一小口。
她的抽屉里放着不同的止疼药。因为多年服药，这位消化内科医生自己的胃也不够健康，常备了胃药。
患病之后，一向爱美的她穿衣比别人“永远多两个季节”。她告别了裙装，春天依赖电暖气，夏季也穿着秋裤。天热时她为了病人打开空调，病人走后立即关上。
即使如此，她喜欢病人在身边。用王佐妤的话说，患者越多她越起劲儿。清闲下来，她的状态截然不同。细心的同事会在傍晚陪她聊天，那个时间病人最少。
节假日里她乐于替同事值班，让别人去逛街，去“满世界玩”。这都是她无法做到的。她只有吃过止疼药，才能勉强陪女儿去买白球鞋，去公园，结果这有限的几次也都是父女俩在里面逛，她怀着内疚的心情在外面等。因为羡慕别人全家出游，她催促丈夫带女儿去看大海，女儿在海边打来电话让妈妈“听海风”，她既欣慰又伤心。
“我一坐在门诊，就忘记了疼。”赵红艳对记者说，这是她“人生最大的乐趣”。她将自己回到工作岗位，比作一位癌症患者忽然发现了盼头。
她跟患者之间养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年轻医生孙文刚到科室时感到非常奇怪，在赵红艳的诊室里，常有陌生人一待就是半天，不挂号也不问诊。这些人还帮忙维持秩序。她清楚地记得，一位老爷子靠在床上，伸出拐棍指指点点教育别人：“别插队啊！”
她逐渐意识到，这都是赵红艳的老病号，没事就去找她聊天。有时同事去找赵红艳，却发现她被围在里面，等候许久也插不进去。
这位年轻医生以赵红艳为自己的启蒙老师。她记得，赵老师说过，消化科的疾病密切关系到人的心情，消化科的医生应该是半个心理医生。
她亲眼目睹，一位老太太拿来厚厚的胃镜和B超检验单各一沓。赵红艳一边询问，一边翻了20分钟。老太太说：“这么多年您是第一个把我这些片子都看完的。”
孙文说，很多患者会到不同医院检查，医生通常只看最近的检查报告即可。赵老师这么做，“是她看病的一种艺术”。
在这方面，赵红艳有过难忘经历。她早晨6点去一家大医院挂号，排了半天队，带去一摞片子，专家“一眼都没瞟”，直接跟她说：“股骨头坏死已经四期了，做手术吧。”这让她顿感失落。
几年前，天津市民刘玉珍被赵红艳诊断属于更年期合并胃肠综合征，治疗一段时间明显好转。但她多年犯胃病，总疑心自己病重，连做了几次胃镜还想再做，在诊室里“哭天抹泪的”。
直脾气的赵红艳不许她再做胃镜，拍着桌子说：“你哭什么哭啊，你看看我，我坐着轮椅，你比我强多了！”
刘玉珍由此开始觉得这位医生不糊弄人，成了她的铁杆“粉丝”。
一名带着手铐脚镣的犯人试图吞钉子自杀，给他看病的赵红艳询问原因，问到第四遍，这个小伙子才抬头，冷冷地说：“我不想活了。我才多大呀，我得在那儿待10年。”
赵红艳忍不住，拍拍自己的双腿：“你不是10年吗，你还有个头呢。你看我，我相当于被判了无期，在凳子上坐了10年多了。”
旁边的孙文发现，原本眼神凶巴巴的小伙子愣住了。
赵红艳怎么那么多亲戚
不过，除了开导那些寻死觅活的病人，赵红艳极少谈起自己的伤痛。她认为，自己算是一个“不卑不亢的医生”，不算“态度特别好”的那种。以她的个性不会细声细语，更不会对人低声下气。她没少跟病人拍桌子。
但袁飞说，赵红艳有这样的本事：当她批评你，能让你听出来她“打心眼里对你好”。
袁飞经常接到赵红艳的电话，每有一位病人做核磁共振检查，赵红艳就在电话里嘱咐她，“这是我们家亲戚”。有时她还拜托袁飞帮忙看看病人从别的医院带来的影像。不少科室都接过这类电话。同事们很奇怪，赵红艳怎么那么多亲戚，而且亲戚们那么多病？
久而久之他们知道，赵红艳的“亲戚”都是她的病人。门诊病人住院后，她会给病区打电话，“我的病号，对她好点”，或者“这是我们家亲戚，睡不好觉，尽量找个好的房间”。
孙文说，后来大家默认了，“凡是赵老师介绍来的，都当亲戚”。
等到真的亲戚来了，赵红艳反而不好意思提要求。有一天她给孙文打电话，请她接收一位病人住院，赶紧查查肝功能，“不用太好的房间”。病人一来，孙文吓了一跳，症状很重，肤色发黄，诊断为药物性肝炎。这位，是赵红艳的母亲。
总有一些病人会忘记服药剂量等小事，却要跑很远的路来问，赵红艳为此试着在病历上留下手机号码。四五年前，她干脆另配了一部手机，印了名片，专门跟病人联系。但如今，她把两部手机弄混了，因为各自都存了不少病人的号码。她每月的话费超过500元。
有人连家庭纠纷都找她出主意。一位患者早晨6点打电话请教她：“我早饭可以吃馒头吗？”
50多岁的患者刘兵感谢这部电话。他是赵红艳的胃病患者。2012年的一个深夜，他70多岁的岳母突发心梗，他情急之下打了这个电话。赵红艳为他紧急联系了医生，当晚就安排手术。
刘兵当时带的钱不够，赵红艳回家取了1万元帮他垫付。她又“收买”了一位“粉丝”。
赵红艳也很奇怪，明明自己长得“挺厉害的”，总有病人找她救急。有人看病就差一块钱，着急忙慌地来找她。一位老太太进门就喊：“赵红艳，快，验尿没钱了，你快给我拿点钱！”
曾有一位中年农民工，身上只有300元，她掏钱帮他垫付了住院押金。被人借“惯”了，她包里总放着一两千元，以备不时之需。
这些人用不同的方式道谢。刘兵曾在大年初二打车近20公里，到医院给她送过热乎乎的三鲜打卤面。刘玉珍给她送过衣服，找了个借口：“闺女给我买的，我穿不了。”
更多的是她记不住的病人，来到诊室里，放下东西就走。她无法“拔腿就追”。
这些礼物包括一盆蝴蝶兰、一袋大米、一桶虾酱、一篮子鸡蛋、几根萝卜，或是七八个苹果。一位看门大爷送过枸杞。有个看上去很寒酸的农民没有医疗保险，赵红艳用最便宜的药给他治好了病，他送来一把卷在报纸里、带着根的小葱，赵红艳随后把它们栽在了花盆里。
收到最多的是玉米面。还有一位河北农村的大叔，扛来一袋子玉米。孙文说，这类礼物“必须高高兴兴收下”，赵老师会当着大叔的面分给大家，让他心里舒服。有的人还会等到中午，送来煮熟的玉米，看着他们啃两口才肯走。
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爱好旅游，在云南用过一种苗药治疗扭伤很有效，千里迢迢给赵红艳带了回来。他得知赵红艳在云南当过兵，于是发来大量的照片让她“旧地重游”。
一位病愈5年的病人送来一面锦旗，表示5年前太穷，如今生活好了有能力送锦旗了。只不过，锦旗上名字错写为“赵艳红”。
还有一位饮酒过量导致急性肠胃炎的中年男人，被赵红艳训过几次。他写过好几份戒酒保证书，其中一首打油诗里说：“今后如敢再饮酒，干脆改名赵红艳。”
“病人们感谢我，我也应该谢谢他们。我的病人让我感受到我人生的价值所在。”赵红艳说。
孙文说，有些患者十分唠叨，一种药的用量要反复问十多次，赵老师好像“没有烦的时候”。
实际上，赵红艳并非总是这样和蔼。孙文说，她对同事“脾气很大，有话直说”。
赵红艳也承认，自己在门诊的时候“一点都不烦”，对家人就很不耐烦。连母亲都反映她脾气极大。
丈夫邢斌说，她回家后习惯疲惫地躺在床上，什么话也不说，可一有患者电话，就“像打了鸡血”。
赵红艳猜测，以前自己要柔和很多，而今特别容易烦躁，也许这是“非典”的另一个后遗症。心里的不平衡总要有一个发泄的地方，可能给了家人。
邢斌冲她吼过：“你能不能把我当成你的病人？”赵红艳患病后，他辞去了塘沽一家食品公司总经理的职务，回到天津市区照顾家庭。有个时期他严重失眠，跟妻子说过多次，都被忽视了。
去年，邢斌查出脑部的夹层动脉瘤，死亡率很高，幸亏手术成功。赵红艳觉得，这样的苦和痛都已经过，不会再有什么能打倒自己。
武警部队政治部副主任、艺术家张继刚送过她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舞蹈《千手观音》的光盘。“千手观音”的寓意被她引为心声：“只要你心地善良，心中有爱，就会有一千只手来帮助你；只要你心地善良，心中有爱，你就会伸出一千只手去帮助别人。”
她不愿意回忆“非典”：“虽然我仍有痛，但我已经走出。”
邢斌问过她，今天你变成这个样子，你后悔吗？孙文也问过这个问题。赵红艳想都没想就作出了回答：“我肯定还得上——我是个军人，我是个医生。”
她庆幸自己走出阴影，回到了诊室。“让我有工作干，我可能活到88岁。让我在家里，我可能8年都活不过去。”
有人夸她“淬火的骨头比钢硬”，她心里清楚，随着年龄增大，骨质疏松，情况会愈发严重。她的关节像是破碎的鸡蛋壳，将来的路可能越来越难走。但她不去想这些。她坐着电动轮椅，意气风发地穿梭在医院里，对人开着玩笑：“看我多潇洒，比你走得快。”
本报记者 张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