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兰根(Chris Langan)是全美智商最高的人,他3岁就可以独立阅读;常常逃课,却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SAT考试并获得满分;拿着全奖进了美国颇有名望的里德学院。尽管兰根的家庭缺失温暖——父母离异,家境贫寒——但他的故事似乎告诉我们:智商可以弥补人所有的缺陷,解决所有的问题。
兰根的情商很低,这在他进入大学后表现了出来。他的同学大多来自纽约,兰根觉得他们看不起他、针对他,于是把自己孤立起来,天天待在图书馆。他的成绩单是全“A”,但他没有朋友。大二那年,兰根因为母亲迟交奖学金申请而和老师发生口角,词不达意的兰根最后选择辍学离开。在另一所大学,兰根因兼职缺席了一场考试,他给教授打电话请求更改考试时间遭到了拒绝,这让倔强又骄傲的兰根再次退学。
现在,兰根顶着全美智商最高的头衔,过着最潦倒落魄的生活——美国的电视台把他当成笑料。在兰根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我生在加拿大的一个新华人移民家庭,父亲做着最底层的工作,脾气暴躁,我曾有三四年没和他说一句话。后来,我全奖考上了耶鲁大学,和兰根一样,我把自己孤立起来,专心学习。我极度自卑,无法宽容待人,总以为全世界都要攻击我,所以我只能选择与世界为敌。
毕业后,我跑到北京,误以为美国社会不适合我,中国肯定适合我。我先是进入香港的《亚洲周刊》当记者,但我讨厌同事,因为我认为自己是最好的记者。尽管待遇和工作环境都很好,不到几个礼拜,我就递出辞呈。后来,我进了联合国驻阿富汗办事处,但我一进去就和同事剑拔弩张——我认为人们既官僚又不做事,联合国在阿富汗毫无作为,半年后我就离开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到深圳中学与王铮校长一起尝试进行教育改革,但大家都认为我的脾气霸道、糟糕。我那时还是和兰根一样:以为自己是天才,所以这个社会才要排斥我、攻击我——他们害怕我做出的成绩让他们无处存身。我告诉自己必须反抗,所以我和王校长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差,老师和学生也讨厌我。最后,我只能选择离开。
与带着傲气跨出《亚洲周刊》和联合国分支机构的大门不同,这一次我前所未有地伤心。我觉得自己辜负了很多人,尤其是王铮校长。我的离开也意味着抛弃了学生,违背了三项我常常挂在嘴边的原则:我对学生强调“态度决定一切”,告诉他们“情商与智商一样的重要”,鼓励他们“通过调整与反思来克服困难”。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很虚伪。
忽然间我明白,纵然我有很美好的理想,我一个人也没有能力实现。我不再偏执地认为这个社会有负于我,而是尝试理性地思考“如果我还想继续追求自己的理想,该如何更好地适应这个社会”,该如何与朋友更好地相处,甚至把敌人变为朋友。
我意识到:情商比智商更重要,只有发现自己视角和思维中的缺陷,才能提高情商,让自己拥有和克里斯·兰根不同的命运。但对我来说,这是个巨大的挑战。
我很容易生气。怒气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当我冷静下来的时候,我清楚那些想法其实很扭曲。我的父亲脾气暴躁、小时候我在家总是挨打、上学时也常常受同学欺负,这些因素导致我无法控制自己的心态和情绪。
我开始研究许多关于心理学和大脑构造的书,归纳了导致情绪波动的两个具体原因:我很恐惧,也很骄傲。本来,恐惧感会防止人们盲目而冲动地冒险和赌博,避免危及自己和他人。而骄傲则会减轻人们心中的矛盾感。可是,在我身上,这两种情绪过犹不及,加剧了我情绪的起伏。
我决定加深自己与社会的接触。在离开北大附中后,我决定用一年的时间为自己建立一个课程:通过参加一系列活动,学会直面这两种情绪,提高自己的情商。
首先,我参加了柔术课程,与人搏斗。我从小讨厌跟人打架,但这一次,我义无反顾地坚持上每一节课。整整三个月里,我每天都很痛苦,浑身是伤,万分尴尬。三个月后,我发现我的搏斗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更重要的是,我不再惧怕失败,竟然还很享受失败的过程。我也很愿意与比我更强的人搏斗,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真正提高自己的水平。通过柔术,我从格外害怕失败、害怕承受痛苦,变得慢慢看淡输赢。
第二个课程是讲笑话:每周,我会抽一两天到酒吧为陌生人讲笑话。因为我从小被同学歧视,一直很害怕被嘲笑,也讨厌别人批评我。在酒吧里我逼着自己学会自嘲——每天我站在舞台上,面对着台下的陌生人,在五分钟的时间里,把很多最尴尬的事情说了出来。原本这一切都让我羞于启齿,痛苦不堪,现在我必须承认、接受它们的存在。慢慢地,我发现当我能从容面对生活的低谷与尴尬时,周围的人不但不会耻笑我,反而敬佩我!
我还学习了其他更具挑战的事情:跳伞、烹饪和唱歌。当我逐渐扔掉包袱,坚持上到最后一节课时,我发现收获最大的正是自己。
如今,我回到中国继续从事热爱的教育,在清华附中任校长助理,全新的我,带着过去一年深刻的感受与体会,积极地参与目前的工作,乐观地面对未来的挑战,愉快地与新的伙伴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