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严防“以权赎身”、“花钱买刑”？

    8月26日上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京发布了《人民检察院办理减刑、假释案件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这一新的制度设计，旨在从源头、过程等各层面严防严查“个别有钱人、有权人‘以权赎身’、‘花钱买刑’现象”。

    今日，最高检相关负责人对这一新规进行了解读。

    职务犯罪、金融犯罪、涉黑犯罪中，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情况严重

    “在今年检察机关开展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专项活动中，检察机关发现，突出表现在职务犯罪、金融犯罪、涉黑犯罪等三类罪犯上。”今天，最高检监所检察厅厅长袁其国在发布会上说。

    袁其国总结：“这三类罪犯，较之普通罪犯，减刑间隔时间短、减刑幅度大，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比例高。有的罪犯采取假计分、假立功、假鉴定等手段违法获取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

    “减刑、假释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但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个别有钱人、有权人‘以权赎身’、‘花钱买刑’现象，比如广东省张海违法减刑系列案等，严重损害了国家法制尊严和司法公信力。”最高检新闻发言人张本才说。

    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中，最薄弱的环节在哪？袁其国指出：“就减刑、假释而言，主要是计分考核、立功受奖环节，容易出现假计分、假立功等问题。就暂予监外执行而言，主要是疾病诊断鉴定环节，容易出现假鉴定等问题。”

    薄弱环节是怎么产生的？袁其国认为，有三大机制原因。一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实体条件“比较宽”。有的地方没有正确理解和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把法律规定的“可以”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理解为“应当”或者“必须”，审查不够严格。

    二是案件办理程序不够公开透明。“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的办理主要在政法机关内部进行，公开开庭审理的比率较低，裁定书或决定书不对外公开。”

    三是监督制约机制不够完善。“检察机关对执行机关、人民法院的监督刚性不足，监督乏力。”

    新规严查的“六类案件”涵盖了有权、有钱罪犯

    今年年初，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明确要求：“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强化监督制度”。中央政法委也出台意见，要求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

    司法腐败，具体怎么防？ 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制定了两个规定：一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职务犯罪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实行备案审查的规定》，二就是今日发布的《规定》。

    新《规定》，“新”在哪里？

    袁其国解读了两个规定的区别：“前者主要针对职务犯罪罪犯，后者是针对所有罪犯。从环节来看，前者是增设了执行完毕后的上报备案审查机制，后者则是全面规范。”

    “从关系来看，前一个规定主要针对检察机关内部，从纵向上加强领导，后一个规定主要针对外部，从横向上加强检察机关对执行机关、人民法院的监督。”

    其中，《规定》中核心之一，就是要求检察机关“对六类案件情形一律调查核实”。一是职务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严重暴力恐怖犯罪，或者其他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社会关注度高的案件；二是因罪犯有立功或重大立功表现拟提请减刑的；三是拟提请减刑、假释罪犯减刑幅度大、假释考验期长、起始时间早、间隔时间短或者实际执行刑期短的；四是拟提请减刑、假释罪犯的考核计分高、专项奖励多或者鉴定材料、奖惩记录有疑点的；五是收到控告、举报的；六是“其他应当进行调查核实的”。

    “这六类案件基本涵盖了服刑罪犯中的有权人和有钱人，以及容易出现以权赎身、花钱买刑的重点环节。”袁其国表示，前四类情形主要针对的就是“有特殊身份的罪犯”和“有易发问题的情节”两大类问题。

    “其中，比起假立功、乱减刑、滥假释，计分奖励问题则显得隐蔽很多。”袁其国说，“计分考核反映罪犯在服刑期间的悔改表现，是办理减刑假释的依据之一。每次加两三分计分奖励并不显眼，一旦累计起来却很可观，而且因其隐蔽难以被发现，容易成为被违法利用的目标。”

    监外执行罪犯的“脱管漏管”，也是检察机关的监督重点。袁其国介绍，下一步，各级检察机关将认真开展监外执行检察工作，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推动建立社区矫正人员的信息交换平台，实现“公检法司”四家的相关动态数据共享。加大职务犯罪案件查办力度，发现司法工作人员在社区矫正执法活动中，违反法律规定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构成犯罪的，将依法严肃查处。

    减刑假释案从书面审理转为开庭审理

    最高检相关负责人指出，新规出台的大背景，是“近年来，减刑、假释法律和司法实践发生了重大变化”。

    修改后的新《刑事诉讼法》，赋予了检察机关新的职责。

    新刑诉法规定，执行机关在提请减刑假释时，应当将建议书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检察院可以向法院提出书面意见。同时，法院审理减刑假释案件的方式，也从“书面审理”向“开庭审理”转变。

    前“足球金哨”陆俊等人减刑案在巴西世界杯期间开庭审理，正是一个典型案例。

    袁其国评价说：“减刑、假释案件实行开庭审理，有助于推动刑罚变更执行公开、公平、公正，实现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新要求和新期待。陆俊案中，从监狱提请减刑一直到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检察机关进行了全程监督，对有效保障减刑、假释的公平、公正非常重要。”

    “新规首次规范了检察机关派员出席减刑、假释案件法庭的职责任务。”袁其国指出，“它是各级检察机关依法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重要指导性文件。”

    《规定》中说：“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减刑、假释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指派检察人员出席法庭，发表检察意见，并对法庭审理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出席法庭的检察人员不得少于二人，其中至少一人具有检察官职务。”

    在庭审过程中，《规定》指出，检察人员可以出示证据，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要求执行机关代表出示证据或者作出说明，向被提请减刑、假释的罪犯及证人提问并发表意见。”

    新规之外，最高检还公布，将进一步加强“派驻检察室”、“执法司法机关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网上协同办案平台”建设。

    同时，按照“谁承办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明确责任主体、强化监督责任。袁其国强调，将加大查办职务犯罪力度，对发生在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中的职务犯罪案件，“一经发现，严肃查处，绝不姑息”。

    本报北京8月2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