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蒋肖斌)1946年3月19日,42岁的复旦大学教授梅汝璈代表中国前往日本,参与“东京审判”。而眼前这封梅汝璈的信札写于1946年1月22日,正是其赴日前。信中,梅汝璈对时任民国浙江省民政厅厅长的阮毅成说:“弟奉派赴日非出己愿,一再请辞,均未邀准。只有勉为承乏,刻正摒挡一切。预计下月初(大约十号前)当可赴沪,在沪拟作一周或一旬之迳留,以便治装访友。”
9月16日,北京匡时在2014夏季拍卖会期间,举办“百年遗墨”专题讲座。阮毅成之子、历史学家阮大仁带着父亲旧藏的名人信札,揭秘一段段尘封的历史档案。其中就包括这封梅汝璈的信札,这也在拍卖会“百年遗墨”专场上拍出了最高价,58.65万元。梅汝璈之子梅小璈也来到讲座现场。他说:“日本右翼时刻都在搜寻‘东京审判’在细节上的缺失,从法理、程序上挑毛病。所以,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在表现这个题材时一定要慎重。”
阮毅成原为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在20世纪40年代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期间,所交多为军政、文艺界要人。在专场亮相的290余通信札中,涉及120余位历史人物,沈钧儒、马寅初、张伯苓、张宗祥、梅汝璈、丰子恺、田汉、欧阳予倩……
信札主要记载1938年~1949年期间时局。如,陈仪的一封信件叙述了1949年1月,他如何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劝其老部下、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起义的历史,具有重要文献和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