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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诚出了名，这事儿显而易见。
在生活了一辈子的江苏泰州姜堰区张甸村，他的名字和照片，被摆在了小公园的显著位置，“作为村里的最高荣誉”。当地报纸上，这个名字也隔三差五出现，有时还会被大红色的“感动中国”字样紧紧包裹。甚至最近一次他去市里的医院看病，都是村里干部陪着去的，而且院长笑盈盈地接待他，“你名字登上省里的网站了”。
这个72岁的老汉其实并不知道“网站”长啥样。在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种地和做点小生意，是全部的事业。最近受到照顾，他才在村里谋得一份扫地的差事。拿蛇皮袋和铁火剪走在马路上的他，很难说和村里其他老人有什么区别。
2009年5月的一天，李开诚正值壮年的儿子去世。办完丧事后，就陆续有人上门，出示儿子生前写下的欠条，要求他还钱。
从2014年3月开始，老人独自承担儿子债务的新闻爬满了互联网，“十几位债主主动提出减免了一半的债务”的故事紧随其后。
“诚信”，有网友在新闻下简单评论，还有人留下一句“中国正能量”，后面写了七个感叹号。
可是，对于张甸村的一些村民来说，这只是故事的其中一面。
“我问他要了，他不给啊！”当听说记者正在采访李开诚的事迹，同村的杨永才冲进来嚷了好几遍。
这位60多岁的大队干部是李开诚儿子的债主之一，曾借出5万块钱。据杨永才回忆，当他找到李开诚要欠款的时候，得到的答复是“你们把我儿子逼死了，难道还想逼死我么？”
后来，直到杨永才的妻子得了癌症，李开诚才送来5000元。没有多余的话语，杨永才把它当成李开诚的还款。
“那有什么办法，就当打牌输掉了吧。哎……”当被问及是否就此撕掉欠条时，杨永才苦笑着。在最近的新闻里，他是众多提出减免债务的债主之一，“因为同情李大爷的遭遇，加上感佩他的诚信”。到镇上开会，他也听到领导在会上提起李开诚的名字，“说是让大家学习，学习啥？”
“说话只讲事实，不要带情绪。”坐在一旁的一位村干部笑着提醒他。
与杨永才一样，曾经在河北承德当兵的老党员李吕桃也曾借给李开诚的儿子5万元，最终拿到5000元的还款。“你说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吹来的，咋个不心疼，”今年70岁的李吕桃说，“他还不起你有什么办法。”
可是在当地一家媒体的报道上，李吕桃也是受感动而减免债务的债主之一。
李开诚的儿子生前，还向很多人借了钱。“说是要盖楼房。”李吕桃说，但是直到他去世，楼房也没有盖起来，反而欠下98万元债务。
村里的一名干部听说，李开诚的儿子生前“回村开的都是加长林肯”。关于他的死亡，村民中流传的一种说法是，因为欠了许多债务，在一次被债主追债的时候跳了湖，“可能是痉挛了”。
当然，在宣传李开诚的故事里，这些“真相”都是显得不那么重要的另一面。
村委会主任任相华记得，李开诚的事，是2014年年初一位当地报社的记者下乡搜索素材的时候，他向记者提起的。“我们平时不太敏感，但记者不一样”。
后来，从地方到省里再到中央的媒体，一拨拨地赶到这个位于泰州西南的村庄里。村民受其感动主动减免债务的故事，也从2014年3月报道中的“张甸镇村委会主任任相华说，如今，十几位债主主动提出减免了一半的债务”一句话，扩充到了600多字，其中包含不少细节。
据李开诚回忆，总共可能有四五人减免了他的债务。他说：“因为我年纪大了，又一身病，要的多也要不到啊。”这件“过度宣传”、“过度包装”的事儿，在他看起来很简单。
6月，李开诚入选“中国好人榜”。
“从去年到现在来了许多人。”张甸村的大学生村官李婷说，走进他家那座青灰色的房子里的来访者，“平均每星期至少一个”，除了记者，还有各级来考察的人。
李开诚把这些人领进破旧不堪的家，一遍又一遍地掀开生锈的锅盖，打开光亮微弱的灯泡，向人们展示自己的生活，人们则一次又一次把“诚信老爹”的称号加在他已略显驼背的苍老身躯上。
如今在他黑黢黢的家里，除了从房顶上垂下来的几盏没有灯绳的灯泡外，唯一算得上电器的，只有一台老式的21英寸电视机，和一个破烂的三角牌电饭锅。有时候，锅里面糊成一团的剩饭，也成了新闻图片。
“上面对我很好啊，还记得我这样的。”坐在自家的屋子前，这可以算作李开诚对记者的开场白。
张甸村所在的张甸镇一名宣传干部说，从2007年开始，镇上就开始评选十佳模范村民，每个大学生村官还配发了一本“村民道德新风录”，记录本村发现的好人好事，在每周一、三、五村里召开的大会上，定期汇报。“我们就是要营造一种氛围，制造出一种大家都想做好人的愿望”。
看起来，这些措施很快带来了显而易见的效果。“今年我们就有一个中国好人，4个中国好人候选人。”镇上的宣传干部说。2014年7月，当地媒体还刊发一篇文章，论述张甸镇好人“森林效应”。李开诚是其中最让人骄傲的一位。
他的故事，被一名村官记在新风录上，还带到泰州市的几个单位进行报告。有一次她甚至在演讲中流下眼泪。
“就是被他这种精神感动。”这位还显得有些稚嫩的村官说。为了烘托气氛，她特意选择了节奏舒缓的《天空之城》，作为背景音乐。
在张甸镇去年新修建的“善行广场”，李开诚推着自行车去扫地的照片，被放在了入园显眼的位置，旁边石头上还有两个鲜艳的红字“诚信”，是这位农民题写的。
来自四面八方的来访者，时常会有人给李开诚塞上一沓钱，或是送上慰问品。他有时不太分得清楚这些人是记者，还是各级的宣传干部，但总是试图用相同的办法回敬——送锦旗。
村子里为了资助他，特意为他安排了一个扫街的差事，“就是为了找个名目给钱，年底对他的考核只会松不会严”。村主任任相华还每月给李开诚买上5斤肉，“都是自己掏腰包，大约从去年春天开始”。
这时，李开诚已经独自还了5年的债。
从四面八方找上门的债主里，不仅有李开诚的亲戚朋友，还有很多儿子生前的朋友，甚至包括高利贷债主。其中两名情绪激动的债主，在李开诚儿子丧礼刚结束，就砸烂了他家的窗户。
对于李开诚来说，儿子留下的欠债大多是糊涂账。儿子结婚以后很少回家。“谁知道他在外面干什么。”老人长叹一声，脸别到了一边。
李开诚说，他把欠账全部认了下来。但是还钱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疾病早已攫住他衰老的身体，儿子去世的打击又给他增添了眩晕的毛病，“出门就分不清方向，去火葬场的时候都不认路了”，开了十来年的小油坊也停了下来，“害怕一头栽进机器里”。
还出的第一笔欠债，来自儿子去世获得的赔偿金，大约20万元。其余的钱，除了种地每年收入大约1800元以外，大多要依靠自己做点小生意，收粮食然后去粮食所卖，每天大约赚30元。
5年时间里，他大多只能依靠自己。去世的儿子是他的独子。老伴30多岁才跟他结婚的，是个聋哑人，每天只能围着他咿咿呀呀地转圈。
他因为那些债主在儿子尸骨未寒的时候就来要账而感到伤心，却告诉记者“不恨他们”。一辆天蓝色的自行车和一辆早已生锈的三轮车，每天载着他出门，然后带着钱回来。
有好几次在路上眩晕症发作，脚被绞进自行车的轮子里，还几次跌进硬质的水渠里，“膝盖痛得不能摸”。
每年攒够了钱，他都会让债主除夕之前到家里来拿。最后，一些亲戚见老人穷，不得不放弃了追款，对于儿子生前借的高利贷，他只还了本金。
“反正就只有这么多钱。”他对那些“社会上的人”说。
其间也有人来追债，但是李开诚告诉他们，“还没轮到你，轮到你我会慢慢还”。
这位甚至记不清自己手机号码的老人说，自己在心里把所有欠的债理出个头绪，每次集中还一个，一直到还清。
“李开诚老实”，李吕桃在表达了一番对欠债的不满后说。他几乎和李开诚同岁，但对于这位从小的玩伴，他却再也想不出第二句话形容。“开诚老实。”想了半天，他又重复一遍。
无论是对李吕桃还是杨永才，李开诚的老实，都是他们当时下决心借钱给他儿子的最重要原因。
如今李开诚给自己设定的还债目标是“每年不少于5000，不多于1万。”他还有最大的挂牵，是一个欠了20万元的债主，“马上到他了”。他估计自己在临终前，或许还能还10万元。
“剩下的我会留个字据，让我孙子接着还。”坐在自己略显阴冷的屋子里，李开诚几次强调。
或许，这时他忘记了，自己曾经的儿媳妇早已改嫁，孙子和孙女“基本上都和妈妈在一起”，很少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