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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浦江的严格在北京大学是出了名的。
课堂上，他能把学生质问到“喘不过气来”。在几年前的《四库全书总目》研读课上，学生陈恒舒曾瞧见，刘浦江突然打断一个刚刚考博到北大历史系的学生的发言，问她：“你是宋史方向的博士，《隆平集》该读过吧？”这个女生迟疑了一下，“读过。”刘浦江抬高嗓门继续问：“读的什么版本？”女生顿了一顿说：“中华书局点校本。”
刘浦江标志性的重庆口音又一次在昏暗的教室里响起：“中华书局出过《隆平集》的点校本吗？”
答案当然是没有——中华书局2012年才出版了王瑞来先生的《隆平集校证》。整个教室安静得似乎能听见呼吸声，借着投影仪发出的光亮，陈恒舒看到戴着金框眼镜的刘浦江，投向那名女生的目光如“手术刀般锐利”。
他要求，轮流讲解四库提要的学生做到 “句句落实、考镜源流、辨正讹误”，该查的史料绝不能省。若是做不到的话，“老师会特别生气，他觉得这是在触碰他的底线。”跟着刘浦江从硕士读到博士的邱靖嘉说。
尤李是刘浦江的硕士生，她记得，12年前，导师刘浦江当着全班人的面，评价自己一篇已修改三四遍觉得“还不错”的述评文章，“只有述、没有评”，语言学基础也“颇为薄弱”。
刘浦江为其著作《辽金史论》所写的自序一下子蹿进了尤李的脑袋。导师说，辽金史的相关史料非常匮乏，做研究常有一种“垦荒的感觉”。而在2000字的自序里，刘浦江写道，“老实说，做辽金史研究是一桩很寂寞的事情，缺乏同志，缺乏对话者。”
尤李差点儿没忍住眼泪，她盯着仍在不断给自己挑错的刘浦江，感觉“特别羞愧”，“老师他是恨铁不成钢啊”！
在辽金史研究这条“垦荒之路”上，刘浦江几乎对每一位学生都抱着“很大的期待”。门下学生若是要发表论文，刘浦江会把人叫到办公室，两个人对着电脑，共用一个键盘修改论文。
一篇1万字左右的论文，从标题开始，他“逐字逐句地审定修改”。要是涉及史料问题，就让学生现查，“逐一核对原文”。
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修改下来，刘浦江勉强能看完一页A4纸。被他改过的文章，门下每个学生都能一眼认出来，“满页都是涂黄显示和密密麻麻的批语注解”。
没成家前，这个重庆男人每天都在图书馆从开馆待到闭馆。他常把自己关在家里写文章，“一个星期不下楼”。他效率最高的日子在2003年。人们都在躲避“非典”的3个月，这位青年学者一口气写出了7篇论文，均在《历史研究》等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
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帆的记忆中,刘浦江是与他“近10年中通话时间总长度最多”的人，但两人通话时“永远只聊工作”。私底下，说起这个爱穿休闲西装、头发总是修剪得很短的人，“浦江最大的爱好应该就是做研究和读书吧”。
“做刘老师的学生，要勤奋用心，甘坐冷板凳，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术研究上。”邱靖嘉说。
一次，尤李在资料室碰见导师，刘浦江难得地停下了脚步，嘱咐学生，写学术文章时，锤炼语句定要谨慎小心。说完笑笑，告诉弟子，自己昨晚一直在琢磨一个词的用法，“睡觉时也在想”。
在担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期间，他负责很多奖项的评选工作。“香饽饽”面前，这个脾气很倔的“领导”放了话，“我本人（在任期间）不参加任何评奖”。
今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在总结刘浦江的成绩时还真发现，“浦江确实没有什么荣誉”。
他想做的，一直都只是坐热辽金史研究这张冷板凳。当然，这张冷板凳，他也期望着，自己门下的学生同样能踏踏实实地坐上去。
只是，这位从事研究工作已有20多年的学者，等不到板凳变热的这一天了。1月6日晚，刘浦江因病在家乡重庆垫江去世，终年54岁。
去年刚得知自己得了癌症时，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回家整理他的文章。化疗期间，见着同事，他第一句话便是，“你们来了，我有一件事给你们交代”。刘浦江一遍遍告诉同事，自己的一名学生天资极佳，他期望这位学生将来能超越他，接续他的学术事业。
他还特地打电话给身在外地的张帆，介绍自己门下两名在读博士生的特点，临了，他的声音低了下来：“这两个学生托付给你，我就放心了。”
张帆觉得，刘浦江是当之无愧的“辽金史第一人”，“要不是英年早逝，能做的远远不止于辽金史，在其他许多领域都会有重大创获”。
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直到最近才发现，从去年开始，刘浦江发来的邮件，都是在推荐学生的论文，“有这样的老师是学生的万幸”！
元旦前学生去看他，隔着玻璃，发现原本脸微胖的老师已然瘦得“跟竹竿似的”。
失去了治愈的可能。刘浦江当即决定放弃治疗。
他说，一个人文学者，有一流的作品可以传世，能够培育出一流学者来继承他的事业，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顶多有一点遗憾而已。
在他离世前一天，他将一个学生叫至隔离病房窗口外，借助电话，吃力微弱地叮咛：“你的论文我改了一半，后一半我没办法再改了，我让家里人将已经修改的部分发送给你，剩下的部分你要好好修改。”
紧接着，他又嘱托在一侧已经毕业的师兄们：“以后师弟们毕业求职的时候，你们要多帮助师弟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