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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次被命运击倒的时候，刘玊已经四十多岁了。
他身边的大多数同龄人，生活开始在一个稳定的轨道上运行，刘玊和妻子却依然住在出租屋里。这已经是他到北京打拼的第19个年头，还没有固定的工作。这么多年唯一坚持在做的事情，就是画画。
2013年，当这位画家被确诊为胃癌晚期的时候，他和妻子感觉“晴天霹雳一般”，因为这个时候他们俩的积蓄“刚够上万元户的标准”。他以为经过一段治疗后就可以喘口气，去年复发的消息再次袭来。
朋友建议他向社会求助，并帮助他在腾讯公益平台上注册了账号，可是面对12万元资金缺口的他只给出了6万元的募捐目标，“差不多是所需要的最低限度”。
“像我这么边缘的人，很难想到会有人帮助我。”刘玊轻轻地说。
作画并没有给他带来金钱，更不用说名气。他住在北京六环外的宋庄，在这个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家群落集聚地，号称天天办画展的地方，刘玊都没办过一个像样的个人展览，画作为数不多几次与人见面的机会，都是在和别人联合举办的展览上。
他喜欢日本导演黑泽明和北野武的电影，其中一组油画就来自北野武的电影《花火》。电影的主人公是一名警察，他关系密切的两名同事被歹徒伤害，自己也被高利贷逼迫，妻子又患上了白血病……
“感染我的电影都在表现人的艰难处境，但是这些人在艰难处境下没有被击垮，而一直在找机会反抗。”刘玊说。电影里，主人公最后铤而走险抢了银行，带着重病的妻子到远方旅行。
有朋友说，刘玊终于活成了北野武故事中反抗命运的主人公，带着癌症上路。
妻子不太看得懂他的画，曾经劝他“先解决好生活问题”，熟识的画家朋友认为他的画“太冷酷，卖相不好”。作为画家，刘玊也知道市场的行情，“现在卖得比较火的就是那些卡通风格的，颜色比较艳丽的”，不过，他并不准备改变自己的风格，“如果画画连自己都感动不了，拿什么感动别人”。
“在宋庄，刘玊已经算是岁数比较大的了，在这个年龄还能坚持画自己的东西，挺不容易的。”他的好友张超级说。
对于刘玊来说，画画有着比赚钱更重要的目标。在老家长春一个中专学画的时候，学校的条件并不好，连图书馆都不能随便进，需要老师开条介绍才行。时间长了，刘玊就自己偷偷模仿老师的字迹开出假条，溜进图书馆看画册。
1994年到北京以后，刘玊一头扎进了当时很有名的圆明园画家村。那时他还在网络公司有份不错的工作，是因为受不了公司宿舍压抑的气氛才偷偷跑去圆明园住的。到这里他感觉“一下子就被这种氛围吸进去了”。
画画，看展览，找朋友聊天，占据了刘玊的大部分生活，在他回忆里，这是有生以来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他记得那时的圆明园没有围墙，可以拎着画架到处去写生，记得有时候蛇从脚面爬过他都不知道，记得和朋友讨论他喜欢的德加和塞尚，却忘记有时候穷到去人家菜地偷过白菜，就连画布都得正反两面用。
在认识刘玊之前，妻子觉得画家“都挺能赚钱的”，后来才发现原来还有刘玊这样的。结婚的时候，刘玊还住在和别人合租的房子里，三室一厅的房子里住了三个人，他把自己的屋子刮了大白，又用油漆涂了涂地面，算是新房。
“婚车都是我自己打电话叫的，还跟人家砍价呢。”如今妻子回忆起来那段苦日子笑得眯起了眼。就是在那间简陋的房间里，她第一次看见刘玊画画，一下子就喜欢上了。
其实从圆明园村，到后来另一个画家聚集地树村，直到现在的宋庄，刘玊目睹了许多画家从默默无闻到名声暴起，“变化可以说天壤之别”，他反而更喜欢自己现在的状态，因为那些画家“已经被市场定型，很难再有突破了”。
如今这个北漂的家，距离河北省燕郊只有7公里，离北京天安门却有24公里。所谓的住所其实是当地农民自己搭建的两室一厅，阳光从头顶上的玻璃晒进来的时候，是他们最喜欢的时刻。
刘玊的原名叫刘敬哲。“玊”字是他和妻子一起翻字典找的，意思是有瑕疵的玉，他觉得“人生有点瑕疵也挺好”。
白天的时候，刘玊开始寻找各种手段维持自己的生活。他给知名画家做过助手，也给新概念英语画过插图，还曾在工厂墙壁上绘画。这些他都不喜欢，在墙壁上绘画有时十分危险，他的一位朋友从梯子上摔下来摔坏了腰。晚上的时候，这位默默无闻的画家还是会躲在自己的出租房里，在画布上肆意涂抹自己最喜爱的内容，有时不经意间就画到凌晨两三点。
“我画的不止是电影画面，这里面有我的故事，也有我身边人的故事。”在环境嘈杂的餐厅，刘玊的声音低到听不见。
手术、化疗、呕吐、脱发……刚跨进中年的大门，病痛就把他紧紧摁倒在病床上，可他第一次手术治疗刚结束，觉得身体好了一些就赶紧带着妻子，和朋友一起去旅行，“连着开了二三十个小时，直接到甘肃、内蒙古”。
他喜欢广阔的荒原，一望无际没有任何羁绊。站在裸露的岩石上，“好像站在了这个行星的表面”。
本报记者 陈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