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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母亲已经85岁了，还对我说‘你好好表现，我等你出来。’”出现在忏悔视频中的张引，全然没有了徐州市政协副主席的官气，谈及自己的母亲时，几度哽咽流泪，无法说话。
2月25日，中纪委监察部官网在醒目位置推出大型专题栏目“忏悔录”。该专栏中，除了有“案件透视”剖析官员贪腐细节、“我的忏悔”公布官员忏悔书外，还设有视频区域，由落马官员及其家属“现身说法”，首期刊发的，就是徐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张引受贿案透视。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曾在今年1月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报告中提出，对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要对照自己理想信念的动摇和违纪违法的事实，写出忏悔录，自悔自新，警示他人。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统计，除了在官网上链接中纪委“忏悔录”栏目外，全国各地纪检机关也开设了多种形式的“忏悔专栏”。
“对于落马官员的忏悔，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观表象、看热闹，还应当深入思考其堕落的根源在哪？为什么没能避免？对于我们完善惩防体系，防范更多的官员贪腐有哪些启示？”北京市反腐倡廉法制教育基地管理中心调研员徐苏林说。
腐败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很难关上
“回家后我不敢正视那笔钱，感觉那是一颗定时炸弹……我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既紧张又矛盾，说实话，那种精神上的压力让我非常痛苦。”浙江省长兴县人民医院原院长凌凤鸣在回忆第一次收受贿赂时说，虽然自己是医生，但面对精神上的紧张，也束手无策。
重庆市规划局原副局长梁晓琦也是如此，“当我收到第一笔大额贿赂时，心跳加剧，头脑中有瞬间的空白，心里特别紧张，既有着强烈的震撼，又有着加倍的恐惧。”
中国青年报记者查阅了大量的“忏悔录”后发现，大部分官员在“忏悔录”中都会提到“第一次”收受贿赂时的心理状态。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分析说，“其实很多贪官刚掌握权力时，并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状态，他们那时也不想腐败，或者想干出一番事业，‘第一次’之后，发现没什么事，没有纪委监察部门的人来找他，上级部门也没人找他，这就放松了警惕，就有了侥幸的心理。从心存侥幸到心安理得，直到产生不受贿、不腐败就难受的心理，这时，他已经把腐败当成了常态”。
从恶如崩，腐败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很难关上。伴随着手中权力的不断增大，一些官员腐败的胃口也越来越大，进行权钱交易时也越来越坦然。
雅安市原副市长谭向红1983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省农科院植保所从事科研工作，为了争取项目资金,他先后给一些人送钱送物,逢年过节还给他们拜年。那时，谭向红是给人送钱送物的角色。
1995年，谭向红调到四川省科技厅农村处任副处长，手中开始有了一些权力后，角色发生了转变。刚到科技厅不久，谭向红就第一次收受了别人送的一箱水果和500元钱。谭向红称，“我的心情虽然十分复杂，但感觉良好”。
随着时间的推移，谭向红的胆子越来越大，甚至还私下注册公司通过转账的方式收钱。2000年，谭向红调任雅安市副市长,手中的权力更大了，欲望也更大了，“认为逢年过节收受分管部门、开发商、建筑商的钱财是很自然的事情”。
“贪官都有侥幸心理，这伴随着他们每一起职务犯罪的始终。”徐苏林说。
山西省国土厅原副巡视员王有明在“忏悔录”中详细讲述了自己贪腐过程的心理：我犯错误的另一个根源是自己长期存在的侥幸心理。警示教育的案例一个又一个，可就是觉得那是他们不会工作不会捞才出了事。在台上的时候心里想，我工作这么出色，各级领导都支持我的工作，谁会去告？谁会来查？退休后，心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没事。
山东省政府原副秘书长、党组书记张泽忠在“忏悔录”中也写道：也许有人会问，收钱时难道不害怕吗？为什么不缩回伸出去的手呢？这就是侥幸心理起的作用。我错误地认为，有问题的人不少，怎么会盯上我呢？我自己不说，送钱的人不说，谁会知道呢？就是这种侥幸心理害了我。
在庄德水看来，贪腐官员的侥幸心理有两种表现：一种表现为，看别人在贪，自己也贪，查处的时候法不责众，不会查到自己；另一种表现为，认为送钱的人是自己的好朋友，不会出卖自己。其实，事实证明，往往是这些人把他们“供”出来的。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原局长湛世明在其“忏悔录”中就着重提到了“交友不慎”：“所交之友中有个别心怀叵测的，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对我百般讨好，久而久之，使我误以为他是我的‘铁哥们儿’、‘知己’。这样的朋友就如同病毒一样，侵蚀我的思想，腐蚀我的灵魂，最后把我推向犯罪的深渊。”
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曾经分管国土资源工作。2010年12月，倪发科未经组织审批同意，担任了安徽省宝玉石协会名誉会长，接触上了玉石，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逐渐达到了为之疯狂的程度。一些企业老板投其所好，向倪发科贿赂了大量的玉石、玉器，经办案机关鉴定，玉石等总价值1000多万。
自感升迁无望遂疯狂收受贿赂补偿
“我在副省长任上的前两年工作还是很积极的，后来感到自己年龄大了，快到点了，提拔没有希望了，再加上受到一些消极现象的影响，思想随之发生了变化。”央视日前播出的中纪委专题纪录片《正风肃纪》中，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的亲笔悔过书首次被曝光。
现年60岁的倪发科，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从下乡知青、安徽生产建设兵团班长干起，一步步成为副省长。在庭审最后陈述中，他说自己堕落的起点是感到年龄大了，提拔没有希望了，就将心思从工作转移到了为退休后的生活作准备。
与倪发科有类似心态的贪腐官员还有不少。例如同在安徽副省级干部任上落马的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王昭耀，则是认为自己埋头干工作“太傻”。
“我在阜阳工作了4年，从第四年开始，我的思想就起了变化，面对花花世界的诱惑，面对金钱名利的刺激，自己心里想，一年到头，风里来雨里去，一点实惠都没有，认为自己‘太吃亏’，‘太傻’了。也有人对我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王昭耀在“忏悔录”中说。
四川省宜宾市原副市长陈光礼曾任四川达县县委书记，由于是交流干部，“虽然政绩不错，群众基础也好，但到了提拔的关键时刻，和当地干部比起来始终处于劣势”，在2007年以前的几次干部推荐中，陈光礼都没有入围。
在这种情况下，陈光礼向组织提出回老家绵阳工作，但都没有回音。2007年换届时，陈光礼感觉自己提拔无望，回老家工作也无望，换届后可能就是到市级某部门工作而已。从这时起，陈光礼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认为自己是交流干部，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工作，苦干了几年，到头来还是一无所有，是该考虑一下自己今后的路了”。
陈光礼认为“现在不收钱今后就没有机会了”，就有了“换届捞一把”的想法。在2007年年初换届后，陈光礼对于朋友送钱、送物不再拒绝。办案部门查实，2007年及以后收受的贿赂，占了陈光礼受贿总额的95%以上。
心理干预是预防腐败的重要课题
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在其“忏悔录”中称，看到周边的一些企业家住豪宅、坐豪车、乘私人飞机、生活奢华、财富积累享用不尽，产生了羡慕心理，“私念像精神鸦片，麻痹了我，使我灵魂出窍，闯下大祸”。
类似的心理描述在湖南郴州原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曾锦春的“忏悔录”中也有体现。曾锦春称，自己曾参加了一家深圳高科技产品公司董事长的宴请，吃的是鲍鱼、龙虾等海鲜，喝的是路易十三，饭后又安排去桑拿，服务小姐个个年轻漂亮，桑拿后还去卡拉OK，夜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有滋有味，听说招待费一套下来花费3万多。
“我当时心想，自己虽是个厅级干部，一年的工资也许不够他们一晚的开销，要过上他们这样的日子，除非有大把的钱，现在在位还有人请客，一旦退下来就只有当看客的份儿了。要搞钱只有在退位之前搞，自己只有几年时间就退了，若再不搞点钱，今后就没机会了。”曾锦春在“忏悔录”中写道。
雅安市原副市长谭向红称，除了“贪图享乐，满足自己的私欲”外，“为孩子的出路考虑”,也是其大肆收受钱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庄德水认为，腐败行为的发生都是有动因的，有些是为了缓解家庭经济压力，有人在仕途上升迁不利，去寻找经济上的补偿等，也有些是和私企老板进行攀比导致的。这些心理上的不平得不到干预，会走向畸形，产生腐败，如果能提前发现他们这些不健康的心理苗头，对他们可能出现的心理危机进行慰藉，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腐败行为的发生。
对众多“忏悔录”进行分析后，庄德水提出，“应关注领导干部的心理健康状态，心理干预也是反腐倡廉，特别是预防腐败的重要课题”。
“目前，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对领导干部硬性的政治要求比较多，缺少人文的关怀。通过心理干预，让其能珍惜手中的权力，珍惜现在所担任的公职，树立一定的职业荣誉感，可能会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庄德水说。
徐苏林也分析称，有的贪官一开始千推万辞不受贿，有的贪官内心里盼望在自己滑向深渊的过程中，会有人来拉拉他，有的贪官则是在看了有人在贪腐以后，才放心大胆“随缘”的……可见，不论这些贪官本质怎样，如果组织监督足够到位，一些关节点上有谁能够大喝一声、猛击一掌，或能让环境焕然一新。
“忏悔书”雷同因没有对腐败深刻反思
研究“忏悔录”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注意到，很多官员的“忏悔书”在写作模式，甚至遣词造句上多有雷同，“像一个模子里出来的”。
例如，很多“忏悔录”的第一条都是“没有注意自己的思想”，“理论学习不够”，“思想信念发生了动摇”。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勇在其“忏悔录”中就这样写道：“我放弃了对主观世界的改造，没有筑牢拒腐防变的堤坝。是贪欲使我变成了魔鬼，使我成为金钱的奴隶。我缺乏对法纪的敬畏之心，陷入了安全困境。领导干部最重要的和最终的安全保障，就是要遵纪守法，对法纪抱有敬畏之心。”
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称，“随着职务的提升，权力的变化，地位的提高，自己的党性修养、人生境界没有同步提升，相反私心杂念在灵魂深处滋生膨胀。”
“所谓‘思想认识不清’只是个幌子，说明他们没有对腐败进行深刻的反思，本质是对权力的公共性缺少敬畏感。”竹立家说。
“理想信念和信仰，看上去很虚，但这恰恰反映出，我们当前领导干部管理和教育最薄弱的一点。如何抓实，是今后的一个重点，怎么对这种教育方式进行创新，怎么对领导干部进行考核、评估，甚至在干部选拔任用的时候，如何避免‘带病提拔’，都是现实的问题。”庄德水说。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也认为，忽略了理想信念学习不是套话，而是点出了实质性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都在强调思想上的教育和学习，但真的学进去了没有？很多案例反映出，我们的思想教育，还真的没有深入进去。”
此外，还有很多“忏悔录”提到“法律意识淡薄”、“不懂法”。
湖南郴州原副市长雷渊利称，到看守所学习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才知道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可以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挪用公款最高也可判处无期徒刑。
雅安市原副市长谭向红曾认为，“在给他人办事时，只要不违反大的原则，不乱用职权，就没有大问题”。
“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经过多年的高等教育和多次党校培训，应该是懂法的，应该知道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为什么还会这么说呢？”庄德水认为，这与很多领导干部法律观念不足，没有对法律充满敬畏感，没有守法的意识有关，“他们眼里看到的，都是手中的权力，而不是法律，权力至上，还是官本位的观点，这是最大的问题。”
“不能仅从道德角度来检讨，不要一忏悔就想到自己贫苦的出身和年迈的老母亲，官员忏悔也应提高政治性，要从灵魂深处意识到，腐败不单是一种羞耻，更是一种犯罪。”竹立家说。
本报北京3月3日电
实习生 马慧娟 本报记者 田国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