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一生“正人心”

    尽管他的名字被无数次地印成铅字，出现在书的封面上，分发到一届又一届的大学生手中，可罗国杰的名字对大多数人而言，始终是陌生的。

    多年来，这位中国伦理学奠基人长期保持着低调的风格，直到3月9日去世。在遗体告别仪式上，前来告别的人有四五百之多，长长的队伍令人咋舌，甚至习近平、张德江、刘云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送来了花圈。

    这位享年88岁的老者，到底是谁？

    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里，罗国杰被年轻的学生们称为“镇院之宝”。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开创者，撰写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伦理学》和《伦理学新编》等著作。在他的领导和组织下，中国人民大学建立了本、硕、博三级伦理学培养体系，由此成为全国高校伦理学的研究中心。他带出来的学生称自己为“罗门弟子”。

    “罗老是一位得道的儒者”。罗国杰的博士、现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葛晨虹说，“他惜字如金，讲起话来娓娓道来，却给人一种大千万象尽掌握在心的感觉”。

    课堂上，罗国杰把儒者概括为具有广博的学识、儒雅的风范气度和胸怀天下的情怀。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焦国成眼里，老师罗国杰这三种品质都具备。

    罗国杰讲课无需看讲义。在他的课堂上，不论是中国古代哲学，还是西方哲学思想史的很多内容，他都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出来。讲述《春秋左传》里面的伦理思想时，他用“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一口气串起鲁国的12位君主，令焦国成至今难忘。

    在外人看来，伦理学有点儿太过学术，不大接地气儿。他的学生、华夏出版社原副总编辑林建初刚考上研究生时也曾问道：伦理学专业对国家到底有什么用？

    罗国杰回了3个字：“正人心”。

    “人的心正了，什么事都有秩序，人的心坏了，就总想着钻空子，法律管不胜管。”他引用西汉儒家的代表人物贾谊的话：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理者，禁于将然之前。意思是，法律是等别人犯了罪之后，再来惩戒；而道德却在人犯罪之前，就制止了恶行。

    如何使得伦理学不空洞？

    罗国杰坚持:学伦理、学道德需要实践，“自己讲出来的必须要做到，做不到就是骗人”。

    为了做到“不骗人”，这位老者近乎于执拗。学生过节送他一袋苹果以表尊师之意，他都会断然拒绝。

    后来，不忍看到学生难堪，老师在方式上做出了调整：以物换物。学生送他一袋苹果，他就送学生两盒饼干，或两管崭新的钢笔。

    事情到了自己和家人身上却变得没有缓和的余地。1956年作为调干生来人民大学读书之前，他已是处级干部，当时的工资每月有100元。到了人大，他主动写信给自己在上海的原工作单位，要求把工资降到40元，理由是：没有在原岗位作出很大贡献。

    在人民大学担任副校长主管人事工作时，他让妻子提前退了休，还禁止学校录用找工作中的儿子和儿媳。学校给他配了车，跟老伴儿一起出门时，罗国杰坐学校的车，老伴儿只能坐公共汽车。

    罗国杰夫妇的感情十分深厚，在他后期病重意识不清时，口中时常呼唤老伴儿张静娴的名字。

    老人家里，除了必要的家具，家里再无一点装修，墙上除了一幅字外，无任何饰品。床上的被褥，身上的中山装，几十年来都是那一套。早期住在人大林园家属楼的时候，家中的木制旧沙发油漆已经脱落，用手摇晃近乎散架。

    老先生却对此不以为意。“老师经常说要‘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关心国家’，道德总是与对社会的献身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学生严春红回忆道。

    去年12月，罗国杰被授予吴玉章终身成就奖，并获得100万元的奖金。坐在家里的旧沙发上，他和老伴儿作出了将100万元全部捐作奖学金的决定。“老两口说这事儿的时候，语气轻松得就好像送出去的只是一本书而已。”当时在场的焦国成说。

    平日里比较沉默的老人关注时事，每天看报纸，晚上7点钟，更是雷打不动地坐到电视机前看新闻。焦国成时常看到老师拿着剪刀做剪报，用曲别针分门别类。

    这位生于1928年的老共产党员推崇马克思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基本道德原则。2012年入学的严春红曾和老师讨论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还应不应该坚持集体主义道德基本原则。罗国杰说要坚持，因为“要为国家考虑”。

    他还对社会上的道德滑坡问题，撰文批评满口“钱钱钱、利利利”现象。

    他曾提出要“以德治国”，后在2000年被中央采纳，成为了治国方略。当时恰逢“依法治国”的方略提出不久，罗国杰的主张在法学界一时间掀起了不小的争议。

    曾与罗老一起参与编撰过高校教材的法学教授陈大文记得，当时自己年轻气盛，还曾当面质问过罗老“干嘛出这种主意”。

    “‘以德治国已经成为中央决策，作为一名教师应该与中央保持一致，这是政治纪律。”罗老平静地说，他接着又从道德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道德的保障的角度解释了自己的观点，强调以德治国并不是不要依法治国，二者要相互结合。

    “从治理社会上讲，依靠道德的力量是最长远、最有效，也是成本最低的。”他说。

    罗国杰很早便开始关注腐败的问题，他曾忧心忡忡地对学生说：如果腐败问题不能很好的治理，国家就危险了。对于腐败者，他的看法是：自作自受恶有恶报， 但我们不能幸灾乐祸。

    谈及道德对治理社会的作用，罗国杰总能引经据典，这和他酷爱读书密不可分，身体还硬朗的时候，他常常蹬着“永久”牌的28自行车“搜刮”海淀、新街口一带的旧书店。住在人大林园时，靠墙的三面大书橱都被藏书塞得满满当当，放不下的书堆到地中间，没几天发现，地板被压得凹陷。家里所有的书他都通读过，与人谈及某一内容，老人起身便能从书橱里找到相应的文献。

    有一次，学生拜访他，他神秘兮兮地说，“我这里有好书给你看看。”学生刚伸出手，罗老赶忙说：“这是明版书，看看就好了，不能摸哈。”罗老常看的书都被包上了书皮。

    与博览群书同样为弟子们所仰慕的，是他写论文的速度。年轻时，他几乎可以达到每3天一篇论文的速度，但却从来不急着发表。总要把论文放在教研室搁几天，待征求同事和学生们的意见，反复修改过后才肯投稿。焦国成还记得，罗老曾在1986年组织并写作一本名为《中国伦理思想史》的书，因为对部分内容不满意，这份书稿改了22年，直到2008年才首次出版。

    3月13日，是罗国杰追思会举行的日子。这一天虽然天气有些冷，却阳光和煦，没有雾霾和阴雨，正如这场追思会的气氛——哀而不伤。

    天南海北的弟子们因为老师而重聚，望着遗像中罗老清瘦而温和的脸，弟子们忍不住你一言我一语地交换着彼此对恩师的回忆。

    有人记得老师对自己父亲般的关怀。学生生病时，罗国杰和老伴儿亲自熬鸡汤、煮粥，送到学生手里。看到学生骑着破旧的自行车，罗老还曾硬塞给对方500块钱，买新车用。

    “我爱我的学生。”罗国杰不止一次地对弟子们说，病榻上，他仍能准确地叫出每一个前来看望他的学生的名字。

    他对底子略薄的学生更为用心，却小心翼翼地不着痕迹。严春红入罗门之前没有伦理学的基础，罗老便让她参与《中国革命道德》（简编本）的再版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研究》的索引制作与校订，用多做事情的方式积累经验。时至今日，她仍然感激老师用这样的方式帮她在学术上树立自信。

    罗老的1997届博士、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肖群忠至今仍留存着33年前罗老写给自己的第一封信。泛黄的稿纸上，罗国杰用毛笔写下荀子《劝学》里的语句“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鼓励肖群忠对待学问持之以恒。

    那时的肖群忠还是“西北偏僻地方的一名师范学院大三学生”，读过罗老的书，对伦理学感兴趣，因而鼓起勇气给罗老写了封信，却并未指望着收到回复。

    时隔不久，他不仅收到了老先生的回信，还收到了老先生寄来的书——黄皮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上下卷，“这套书后来成为了教材，但当时尚未出版，只在学界内部流通，实属珍贵”。

    “字如其人，罗老的字同他本人一样的温润。”肖群忠说。

    但焦国成在整理老师遗物的时候，却第一次发现老师温润以外的品质。他看到了罗国杰在解放后与昔日同济地下党战友们的合影，照片背后，是老师熟悉的字迹，写着照片里每一个人的名字。这张照片让他触摸到老师的峥嵘岁月，他开始觉得，老师的字迹里透露着某些坚硬的东西。

    事实上，这些坚硬的品格一直都在。2013年年初，86岁的老人因颅内出血动了开颅手术，切去了巴掌大的一块颅骨，身上一直插着胃管。

    住院的时候，他坚持要住在普通病房。学生们想请医院为老师换一个单人间，坐在轮椅上的老人急得直摆手：我不要换好病房！

    病情稍有好转，他又对着家里那台老台式电脑整理书稿。他使用五笔输入法，字根烂熟于心，打字飞快，“为了节省时间”他说。

    他的腿脚早在几年前就已经不灵便，他只好用大脑和手指与时间赛跑。2012年年底发病的前一天，他还对着电脑工作到晚上8点，那一年里，他整理出版了3本书，在期刊上发表了4篇文章。

    时间却对他愈发吝啬。病重时，他时常陷入昏迷。清醒的间隙，罗国杰还记挂地问身边的学生：论文开题了吗？

    学生说：老师，您先保重身体，等您病好了，我把论文读给您听。老人频频点头，口中不断重复：好，好，我会坚持，我会坚持。

    “要坚持”，是他一生中对学生重复最多的一句话，另一句则是：按照自己的思考去做，错了也没关系，只要我们真正追求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