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失败与伟大

    踏上中国土地的时候，爱德华·休姆想必是振奋的。他请了一位语言老师学习湖南话，还翻查百家姓，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胡美。那是1905年夏天。他满怀希望。

    耶鲁传教团发出的邀请令这位原本计划待在印度的医生“怦然心动”：你能创办一所大学医学院。

    “这是我多年的夙愿。”很多年后，胡美回忆道。一个医生再怎么努力工作，能治愈的病人也是有限的，然而，若能够办一所医学院，就能培养出千千万万个未来的医生。

    而且，这是在长沙。

    派遣胡美的“雅礼协会”有意识地选择了这里。当年，这个由耶鲁大学校友设立的组织有意远离了生活舒适方便、并且对外国人接纳程度较高的上海、北京等城市，宁可“多爬几年坡路”，也要寻找到一个“未来最重要的领域”。

    于是，说起了湖南话的“胡医生”一脚踏进了全新的世界。

    他的眼前障碍不少：医院选址只是一家旧客栈，开业前需要先迁走院子里的猪圈，再重新给这里安门窗、撒除虫粉。而当地人对藏在高高的铁栅栏背后的“雅礼医院”疑虑重重：为什么要去找这些“洋鬼子”看病呢？胡美就曾亲眼目睹，一名当地的老中医，仅仅给患者号了个脉，就得出了美国医生需要化验才能确诊的结论。

    他第一次遇上的重要客人是位官员，胡美一号脉，那人就拂袖而去——这洋鬼子竟然不知道号脉得在右手，显然是个不通医理的家伙。另一回，一位母亲抱着失去意识的孩子大声哭嚎，一个中国朋友告诉胡美：你知道吗，一个母亲居然都抱着孩子来找你们，她一定是走投无路了。

    第一位肯让胡美为自己做手术的中国人，居然是个土匪。这土匪也不是生病，而是腿部中枪，所以不惮于找个洋医生来给自己动刀子。

    在这样的环境中，胡美按部就班地朝着梦想挺进。据说，他发自内心地热爱中国人，一有机会就学中医。虽然自认在内服药上无法与传统中医匹敌，他却是个手术高手，帮不少街坊邻居治愈了兔唇、白内障等疾病，偶尔还能摘个肿瘤。

    长沙也是一座民族意识浓厚的城市。1910年，这里爆发排外暴动，愤怒的饥民四处焚毁外国人的建筑——领事署，洋行，教堂……胡美一家在局面失控前逃离，在离开长沙的船上，他回头遥望，只见整座城市被浓烟笼罩。

    在这次风潮中，外国人在长沙的产业几乎尽毁。

    然而数日后当胡美回到雅礼医院，他惊讶地发现，那里毫发无损。所有的贵重物品和设备都还在。

    是当初第一个接受手术的土匪站出来，帮他把医院给保了下来。

    第二年，胡美的事业就迎来了转机。他在耶鲁的同学、一个百万富翁，决定在长沙捐赠一所可容纳四百个床位的大医院。在给同事的信中，胡美喜不自胜：“你若瞧见医院蓝图，定会不能自已，在中国没有哪家医院能比。”

    他一心把这里发展成一所“医学教育中心”。辛亥革命之后，胡美与湖南当地政府合作，推动治疗鸦片烟瘾和防治鼠疫的计划。也许是为了减轻当地人对外国医院的反感，在筹建新医院时，他选择与长沙市市民委员会合作——“我们的目标与期待是，这些医学院逐步由中国人来任职、出资、经营”。

    就这样，后来与协和齐名的“湘雅医院”诞生了。胡美欣然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教育的目标终究是实现了。”

    然而，随之即来的便是战乱、走马灯一样更换的军阀与中国人在觉醒后愈发浓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五卅惨案”爆发后，就连雅礼的学生也走上街头，加入抗议的队伍。有流言说，所有学生一致赞成，在破晓时把长沙城内所有的外国人都绑起来枪决。

    “中国人已经不再对‘入侵者’卑躬屈膝，不管这些外国人是为什么目的而来的。”围绕着梦想，胡美不得不面对老问题：他所服务的人群，也是最恨他们洋人的人。

    他试图让耶鲁大学少派点对中国文化一知半解的高年级学生来雅礼任教，这些年轻人往往相当招学生讨厌；他也希望湘雅的护士能更多选择专业技能未必很高，但是理解病人心理的中国人，但远在美国的雅礼协会依然故我，指派一些只懂理论知识的外国人来工作，让胡美几乎暴跳如雷。

    “这类事情不会发生在美国”，他认定，理事会必须改变态度。而耶鲁当局同样不能理解他。

    1926年，学潮运动迎来又一个高峰。胡美也再难与雅礼协会调和矛盾。他递交了辞呈。

    第二年1月，政治乱局中，美国领事下令撤离所有美国侨民。湖南省长承诺拨一节火车车厢给胡美一家，但当火车到来时，车厢里已经塞满了军队。

    这家人最终挤在邮袋之间，坐着行李车厢离开了长沙。

    离开长沙之际，不知爱德华·休姆会不会想起20年前他初到此地，翻开百家姓，给自己选择了“胡美”这个中文名。

    那时，他满怀希望：“现在我是胡先生了。在中国的任何地方，我都能被看做自己人了。我的生活是从29岁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