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谁都有勇气踏进耶鲁大学那个传说中的地下室的:作为耶鲁的学生,谁要有胆子上那儿一游,就能大咧咧在房间的海报上签个名,庆祝自己成为“大脑俱乐部”的一员。
没错,那是一间全是大脑的房间。说得更精确一点,是一间放满了大脑与脑肿瘤标本的房间。它们都来自上世纪30年代美国神经外科学界的“一代宗师”哈维·库欣。
最新的发现是,除了那些个大脑,屋里还有这位“老宗师”留下的上万张照片,镜头无一例外瞄准了一个个面无表情的病人的脑袋——圆的、扁的、凹的、充满疤痕的乃至橄榄球形的……
那是世界上最早一批接受脑外科手术的病人。
不得不感叹历史的奇妙,现代脑外科手术的开端,竟被这样立体地记录了下来。
也不怪那些病患在照片中表情麻木,在那个时代,落到库欣医师手上的病人,都能算得上是“濒临绝境的人”——这话可是整理这堆脑袋资料的专家说的。
哈维·库欣生活的年代,现代脑外科手术迅猛发展。虽然在远古时期,南美洲、欧洲包括我们中国的华佗,都尝试过开颅手术,但直到医学家们创造出无菌环境之前,这种手术的存活率差不多都是零。到了19世纪末,西方现代医学在这方面开始了探索,有过成功的例子,但依然是一段充满了“脑水肿”、“颅内感染”的残酷历史。
直到现在,每一次脑科手术也都只能是一次“尝试”,无法百分百打包票成功。
这也许正是库欣医生伟大的地方。
这家伙是个神奇的人。他有读写障碍,论文都得别人帮着写。但这位外科医生还曾串行去写书,虽然只是写写一位老朋友的生平,愣是获得了普利策奖!
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发明了高频电刀和电凝,使得开颅手术的止血变得容易。他还改进手术方法,减少伤口的感染。这些经验一直被神经外科学界沿用至今。
可想而知,这样划时代的医术,能救起很多人的命。
多年后,当这些病人寿终正寝时,他们对库欣医生的回报来了:许多人选择在死后捐出自己的大脑,作科学研究之用。
就这样,病人的大脑在耶鲁医学院堆放起来。不仅是库欣医生,当他的学生出师去救人之后,他们病人的捐赠也逐渐到来。据说一开始,这些大脑标本被堆放在一间黑暗深锁的地下室内,其他系的学生们也不大明白咋会有一间屋里放了这么多大脑,于是整间屋子笼罩着一股神秘的气氛。
不过,随着时代的进步,也有人脑筋活了:如今都是什么时代了,啥材料没有啊,这些大脑放着还有啥用?要不扔了呗。
事情的转折点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一个耶鲁医学院的学生偶然听说了这堆脑子的故事,觉得特别酷:“这段历史真是迷人啊!要不我们就耐心花上几年,给这些标本找个好好的地方收藏着。”
说做就做。他盯上了耶鲁大学医学院的图书馆,又是一个地下室,这回却经过了精心的设计与装修,让整间屋子变成了一个以“哈维·库欣”为主题的展览室。那些大脑标本上原本就有小标签,细致地写着它们的来源、日期与捐赠者姓名,现在它们被一个个重新拍照、存档,搁在充满设计感的架子上。连灯都是特选的,光线柔和且不产生热量,丝毫不影响室内的温度与湿度。
据说,主展览厅大门一开,黑暗的大厅便华灯齐放。无数的脑肿瘤与大脑标本,与库欣医生生前曾穿过的白大褂一起,迎接着后辈们的到来。学医的人那一瞬间会非常感动。
最近这里的研究人员正忙活着把新发现的病人照片与所藏的大脑标本们对上号。
一件很有时代特色的事情是,照片里,除了留下脑袋的影像,很多人都把手也举到了镜头前——当时,包括库欣这样的医学权威都相信,人的双手能表露出身体的健康状态。
很难想象,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在没有核磁共振也没CT的年代,现代开颅手术最重要的方法,已经奠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