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下室相遇

    因为本科毕业论文田野调查所需，我在望京一个地下室住了近一个月。毕业论文答辩结束已两周，那些留在脑海里的质朴相貌与早晚间走道的各种嘈杂声，总在提醒我，我们之间的联结，我们之间的相似。

    住在我隔壁的是一对夫妻，来自山西临汾，他俩住在一个5平方米的屋子里，月租300元。房间里一张大床，一张小窄桌子，还有一个简易衣柜，其他厨具就都搭在低矮的架子上，或者直接放在地上。这是他们来到北京的第4年，住在这个地下室的第二年。他们对这边比较满意，不出意外的话会一直住着。

    大哥姓路，长得精瘦，说话做事略有些愣，譬如平日聊天时总需要我重复两三遍他才能听懂。除了临汾，他只到过北京，没有听说过我的家乡浙江，不知道杭州在哪里。北京是他走出来的第一站。

    第一次见面，尴尬的场景还历历在目。那天，送我入住的朋友走后，我一个人拎着一大袋生活用品下到地下三层，开门进屋的那一刻心中说不出的委屈。一个人坐在床板上，大哭了一场。隐隐之中听到隔壁房间有声响，我擦干眼泪打开一条门缝往外看，这时大哥也往我这边看，他放开了声说：“你刚来的？吃了吗？”我点点头，他好像看出了什么，怔怔地说：“有事说啊！”就进屋去了。

    大哥善良淳朴，买什么锅方便、去哪儿吃便宜，都是他告诉我的。一次，我帮学校老师发放问卷，需要地下室的住户填写，劳务费是每份30元。大哥看我一份一份地掏钱，提醒了我很多次：“你自己先掏钱，不是被老师骗了吧？女孩子出门在外，小心为好。”直到我说“我已经拿到老师的钱了”他才完全放心。

    大哥的妻子看上去比他年轻。大姐喜欢唱歌，每天晚上大约九点半，她从饭店下班回家，收拾完家务后就会躺在床上唱歌。她最常唱的是《甜蜜蜜》。临睡前，很多时候我都坐在床上做田野笔记，听着她的歌声，就会忘记逼仄的房间与滞闷的空气，自在得就如同大学宿舍睡前的卧谈。大姐个子娇小，话不多，见面时总是带着一副羞涩的笑容，她爱干净，每天回来总要打扫房间。她比大哥更适应现代化生活，她会蹭上班地方的网络在手机里下载一些电视剧。我曾与她连着几个晚上看完《何以笙箫默》，大谈何以琛的冷峻与酷帅。

    后来问起，发现我们的年纪之间刚好相差一轮。

    之后，我认识了隔壁大姐的姐姐一家，认识了地下室住着的大部分山西人，也时常与他们相互打趣来解闷，晚上剥3个小时的大蒜挣三四块钱，坐在走道里看他们打升级，或者与早下班的家政工阿姨们一起看电视闲聊发呆。在学术思索之外，我看到他们为生活付出的艰辛，看到人与生俱来的适应力、生命力。

    在地下室也会遇到和我一样的年轻人。他们中有典型的宅男宅女，有不可自拔的吃货，也有勤奋刻苦的兼职族，这些与“住在上面的人”并没有差异。我认识一个叫闫欣的姑娘，今年20岁，在一家韩餐厅当服务员。闫欣随父母来到北京，一家三口住在地下室，分住在两个房间。闫欣爱好美食，每到休息日她就和朋友在网上团购美食券。她告诉我，再过几年她就要回老家，结婚生孩子，所以要趁现在把北京的美食都吃遍。闫欣还喜欢打扮，屋子里挂满了各式包包，桌子上也都是护肤品。“虽然都不贵，但我喜欢美美的自己。”她那天说的话我现在都还记得。

    地下室的近百个房间，大多用薄薄的隔板相隔，彼此没有隐私，隔壁房间的呼噜声就如同在你床头。人与人的关系以一种高密度的相遇呈现出来，现在我还记得墙壁另一边晚间夫妻细碎的闲聊。

    地下室的鼠族要成为城市精英，这个梦想实现起来比十年二十年前要难好几十倍。在地下室认识的这波人，他们大多没有宏大的志向。他们带着个体的意义，走进这个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在北京这个城市留下个人记忆。地下室违规改建被取缔的新闻屡见报端，不同的人在这里相遇，同呼吸，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