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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新疆人和北京人、上海人、山东人没有什么两样。”在北京南礼士路附近一家僻静的咖啡屋里，库尔班江·赛买提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这位出生在新疆和田的维吾尔族摄影师，在他32岁那年，突然成了中外媒体追逐的焦点。2014年10月，他在自己的新书《我从新疆来》里，图文并茂地讲述了100名在内地工作生活的新疆人的故事。这些书中的主人公包括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锡伯族等十几个新疆的主要民族。
眼下，同名系列纪录片正在热拍中，而这才是库尔班江的初衷。作为书的延续，他的计划是通过影像的力量，以最直观具体的形式，记录20位不同民族的新疆人的经历，讲述他们在祖国内地生活发展的故事。
“我讲的故事无关乎民族、宗教、地域，就是普通人的故事，他们在默默无闻地为国家作着贡献。”库尔班江说，身为纪实摄影师、职业摄像师，他用书和影像记录普通人的梦想和奋斗。
“如果出一本书，写100个人的故事，那影响力一定会更大吧”
在库尔班江看来，不少外国人对新疆的认识基本上限于旅游宣传，连一些内地人对新疆和新疆人的片面理解有时候都让他哭笑不得。“一次在电视台录节目，编导问我能否穿民族服装，我说你眼里的民族服装是什么？他们就直接给我上了跳舞的衣服，幸好没给我手鼓。我说生活中我不是这么穿的。”库尔班江说，有些维吾尔族学生到内地上学，他的同学甚至会问，你们上学是骑马吗？
“7·5事件”发生时，库尔班江正在兰州拍片，看到这个新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不知不觉眼泪就流下来了，心里非常酸、疼。这不是几年时间能够恢复的”。
库尔班江有个一起长大的汉族发小，“小时候，我们天天打架，我跑步他也跑步，我练拳击，他也练，他练不好我就打他，那时我们都没有觉得谁欺负谁。我们一年不通话，但每次我回和田，他都会第一个出现在我面前。他大学学的是维吾尔语，因为他觉得我汉语不好，需要用维吾尔语和我交流。”这段经历让库尔班江坚信，只要建立起一种长久的沟通方式，任何误解都会被消除。
库尔班江说，新疆和内地一样，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发生了巨大变化，库尔班江觉得该告诉周边的人现在的新疆是什么样子。
《我从新疆来》的选题早在3年前就有了。最初库尔班江想拍的是纪录片，拍10个人，每个人十几分钟，然后通过网络的方式传播，让大家看到一群真实的新疆人。“我想打破传统纪录片拍摄方式，用电影的概念、电影的手段来拍，但一算要600多万元。当时剧组也成立了，由于资金没到位，只好放弃了”。
纪录片暂时拍不成，库尔班江决定先做些前期采访，用图文方式展现在内地工作的新疆人的真实故事。他觉得最能改变人们看法的就是和自己同样勤劳上进的新疆人，“如果说少数人的错误做法可以破坏一个群体的形象，那么多数人的正确理解和积极行动更可以改善一个群体的形象”。
从2013年年底开始，库尔班江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追踪采访对象，并陆续在自己的微博中呈现。2014年4月1日，首发在网易《看客》上的图文专题记录了30个新疆人的故事，居然有了2500万次点击量。这么多人关注，证明大家迫切需要这个沟通交流的平台，这坚定了他的信心。“如果出一本书，写100个人的故事，那影响力一定会更大吧。”库尔班江想。
在接下来近一年里，库尔班江行程数万里，走访了20多个城市，采访拍摄超过500人，完成了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新疆不能被极端的情绪笼罩。如果我们不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就会有其他不利的声音和观点冒出，左右别人对你的看法，严重影响新疆人的声誉。我愿意做些实实在在的事，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世人表达一个完整清晰的新疆。这是我的使命。”库尔班江说。
一开始，库尔班江先找了30多位身边的朋友作为采访对象，然后这些朋友不断介绍新的采访对象给他，“也有很多人直接拒绝我，说这样做没用。还有的人，反过来质疑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有意义吗？”库尔班江说，他曾一天飞过3个城市，有时候本来电话里头聊得挺好，但当他从一个城市飞到另一个城市，对方却不接电话、不回短信了。
让库尔班江感动的是，大多数采访对象对他给予支持。书中最终确定的十几个民族的100个人中，年纪最大的92岁，最小的7岁。他交给库尔班江的文字中，有拼音、汉字，还有英语。库尔班江说，最长的录音资料整理出来近4万字，“故事太精彩了，我舍不得删，虽然只用了其中的5000多字，但我把它当成资料，以后有机会单独发表”。
那些日子，他形容自己像打了“鸡血”一样亢奋。每天5点起床，凌晨一两点到家，一天睡4个小时都是奢侈的事。有时白天采访四五个人，晚上回到家整理照片和录音。“这本书是自述形式的。”库尔班江说，这些故事没有掩饰，没有刻意，只是真实呈现。
“看新闻时，新疆有时很远很陌生；看这本书时，新疆却很近很熟悉。这些图片与文字里，没有别人，只有我们自己。这些故事出现在我们面前，本身就是改变。”库尔班江说，主持人白岩松写给《我从新疆来》的这段推荐语，是2014年7月的一天通过手机短信发给自己的，他觉得这是看书的真实感受。
“新疆其实没那么遥远”
《我从新疆来》书中所选取的100个人，有科研人员、律师、演员、大公司的总监、留洋博士、钟情于音乐的医生、刚到内地工作的厨师、和田玉商人，还有设计了国内多个清真寺的建筑设计师、做了50多年维吾尔族音乐的汉族人……他们年龄、职业、人生经历不同，但他们都从新疆来到内地，默默融入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并且通过各自的努力拼搏赢得了社会的尊重。
在纪录片《我从新疆来》的样片里，库尔班江讲了3个新疆人的生活和梦想：一个到北京跳舞的姑娘，一个卖烤羊肉串的大叔埃里克，一个歌手帕尔哈提。“那个女孩每晚要跑3个场子，凌晨三四点才能下班回家。女孩打车，灯光闪烁的街头上，所有的车不是现实世界的车，都是慢速拍摄，只有她是真实的。每个人的生活状态不一样，所有的人都在路上……”在库尔班江的故事里，对命运的关注超越了民族和地域，“大家把‘新疆’两个字拿掉，你会发现我讲的就是最为普通的中国人的故事。我们也是中国公民，你所有的喜怒哀乐我们都有，我们这么努力生活工作，只是为了做一个和你们一样的普通人”。
有一次，库尔班江随摄制组到乌鲁木齐采访。有个导演没去过新疆，一路上都在说二道桥（乌鲁木齐维吾尔族聚居区）治安不好。库尔班江就把他们带到二道桥，然后拿走了导演的手机和钱包，让她自己回酒店。导演后来自己找了个维吾尔族黑车司机，说钱包、手机被人拿走了，安全送达后再付钱。司机二话没说就把她送回了酒店，却一分钱没收。
这些年，库尔班江慢慢影响着身边的人，之前不敢去新疆的，现在也敢去了，有误解的也开始改变了态度。
“乌鲁木齐是二线城市，可年轻人看到的东西和想法跟北京上海也差不多。你去那里一看，哇，姑娘也穿得好时尚啊，也有很多国际范儿的乐队。像我这样的30岁左右的年轻人都在行动着，他们愿意做事情，也愿意出来发展。”库尔班江说，我们都是同样的人，都在为了自己的家庭与梦想在奋斗。如果说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同，那也只是长相不同、语言不同、饮食习惯不同，“新疆其实没那么遥远”。
来北京快9年了，库尔班江早已习惯了内地的生活。在单位，也没人觉得维吾尔族的他和别人有什么不同。刚开始工作那会儿，生活上是有些不方便，但大家都很照顾他，经常是七八个甚至十几个人出差，为了他一个人到处找清真餐厅。“我要求吃汉餐，他们说，别开玩笑，再找找。”但他坚持进汉餐厅，经常是一份炒西红柿鸡蛋、一碗米饭搞定。
“尊重是你自己赢得的。我所拍摄的这些新疆人，他们都活出了自己的自尊。别忘了，我们也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之一，不是客人。”库尔班江希望书中的100位新疆人的100个故事能形成一股榜样的力量带动更多的人，“我书中的人物都有包容、勤奋、勇敢、自信的特质，这才是新疆人普遍的品质”。
“越努力才会越幸运，越勇敢才能有改变”
作为《我从新疆来》里第101个故事的主人公，库尔班江把自己的故事放在了序言里。他的故事，就是“维吾尔北漂”的励志故事，有辛酸，更有满满的正能量。“我拍摄别人，其实是在拍摄自己；讲述别人的故事，也在讲述我自己的故事。”库尔班江说，这个过程当中，被采访者的很多故事他都经历过。
“越努力才会越幸运，越勇敢才能有改变。”这是库尔班江为他的书总结的“中心思想”，但前提是要勇敢地走出来。“我从和田走出来，扛起了摄像机，我一直在努力，但这个机会在哪儿那时候我不知道，当我踏踏实实做我自己的时候，这个机会自然而然就来了。”
和田是新疆传统的维吾尔族地区，但改革开放不久，库尔班江的父亲因为做玉石生意开始频繁跑内地，回来后，经常给孩子们讲他遇到的人和事。父亲说：“你们是男孩，一定要出去看看。”在库尔班江的记忆里，父亲的故事几乎都跟教育、知识、上学有关。他常说：“肚子里面没有墨，你怎么能写出字来？”库尔班江记得小时候搬过3次家，每次都从大房子搬到小房子，直到周围住的都是“文化人”，“我们不逃学了，学习也变好了，因为周围的小孩都在上学”。
父亲曾因生意失败而离家4年里，库尔班江支撑起家里的重担，把弟弟妹妹送去上学。他摆过摊，卖过烤肉，做过玉石生意，面对艰辛生活始终乐观、阳光、幽默，外出时总随身带着相机，拍摄吸引他的人文景象，直到遇到后来成为他干爹干妈的央视导演孟晓程夫妇。2002年，孟晓程夫妇到新疆拍纪录片，也正是那次偶遇，他们将一个喜欢摄影的维吾尔族小伙子带进了纪录片行业。“孟晓程把我当成儿子，教我怎么做人，他希望我成为一个‘世界人’，而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维吾尔族人、新疆人以及中国人。”库尔班江说，后来他慢慢理解了“世界人”的意思，“视野宽了，心胸也会宽”。
库尔班江说，2009年毕业后，他和一个朋友在北京合租房子住。毕业第二年，一整年他都没有什么活儿，没有任何收入来源，一年后才有了《时·光》，然后是《牦牛》《自然的力量》，从此以后就再没闲下来。
“低潮的时候我也想过放弃，但最后我还是撑下来了。”在库尔班江看来，人的潜力是通过自己逼自己挖掘出来的，“当年打拳时伤到的左眼在12年后和我开了个玩笑，在我出现一些青光眼的症状时，刚好接到了一个去国外拍摄的任务，因为不想耽误整个团队的工作，一咬牙还是去了。结果在高原拍摄时，左眼视网膜脱落、穿孔，看什么东西都是黑的，只好戴了个眼罩，以‘加勒比海盗’的造型继续工作。回来后被医生骂，说你是不是不要眼睛了。”一直以来，库尔班江的状态都是“蛮拼的”，“我是一个喜欢找困难困住自己的人，然后享受那种使劲挣扎最后破茧而出的喜悦”。
2006年8月，库尔班江以“旁听生”的身份进入北京传媒大学学习纪实摄影。在学校，他是名副其实的“蹭课大王”，哪个系的课都听，永远坐在第一排，课上问题最多。“他们的课我都追着听好几遍，有的老师都‘烦’我了，因为他们要说的每一句话和案例还有要放的片子我都门儿清。”库尔班江笑道，其实那是因为当时自己汉语基础不好，必须一遍一遍听才能懂。直到现在他还留着当时的笔记，一共七八本，汉字、拼音、维吾尔语三合一。
“北京是个竞争多大的城市啊，能干的人多了去了，不缺拍纪录片的，所以如果我不比别人付出更多倍的努力，肯定是要被淘汰的。我也被打击过，比如架上机器完全不知道该拍什么，当时导演就说‘你不适合拍纪录片’”，又是师傅一句“特别霸道的话”救了他，他说：“我说你是个好摄像，你就是个好摄像！”
但库尔班江又特别幸运，这些年得到了不少“贵人”相助。和干爹干妈一起拍片，第一部参与的就是中国首部商业自然类纪录片《森林之歌》，“拍片的起点很高”，第一次当摄像就是航拍。而且，这部片子的总导演正是师傅王路的师傅、《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晓卿。后来，陈晓卿成了库尔班江的“师爷”，带着他拍了很多纪录片，其中就包括《舌尖上的中国2》。
和作家王蒙的忘年交也让库尔班江受益匪浅。有过16年新疆生活的王蒙对新疆有着特殊的感情：“我喜欢新疆，也惦记新疆，可是最近老是从报纸上看到关于新疆让人不舒服的一些事，这样的话甚至让很多人很紧张，不知道这新疆怎么了。”王蒙说，库尔班江那么年轻，没有任何背景，也没有接受什么特殊使命，但是他做了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
《我从新疆来》英文版首发后，得到海外出版界的广泛关注，该书日文版正在翻译过程中，按照计划，阿拉伯文版的首发式将于今年秋季在埃及举办，土耳其文版的版权签约仪式也已提上日程，“这本书的维吾尔语翻译工作已经结束，顺利的话8月下旬就可以出版了”。
“新疆那片土地给予了我们不断努力、学习进取的性格，现在的生活和社会给了我们非同寻常又无奈的选择和经历，但我们的心胸就像新疆的那片土地一样大。”关于未来，库尔班江并不说“期待”。他说，期待越高，失望越大，最重要的是每个人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社会也是一样，“现在就连生活、工作各个方面遇到的挫折，也觉得是幸福”。
但风风雨雨一路走过来，库尔班江始终坚信有了理解就不会有误解，“你心里面想着什么，你才能遇见什么。只要心中充满阳光，就一定能见到阳光。和田和新疆还有我们这个国家，都是一天比一天好，因为我相信光明战胜一切。”库尔班江说。
本报记者 吴晓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