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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8月31日 星期一
中青在线

“傍大款” 追求姓“高”耻于姓“职” 热衷升本

高职高烧了?

本报记者 马慧娟 实习生 张可蓉 雷瑀 《 中国青年报 》( 2015年08月31日   11 版)

    语文、数学、英语,不喜欢上这些课、学起来也比较吃力的刘伟(化名),高考结束后,填报了当地一所普通的高职院校,他当时的想法是,职业院校偏重的是技术,只要好好学习技能课就好了,不用再为学不好这些自己不擅长的课程而头疼。

    但是经过一年的学习,刘伟感觉“当时想错了”。老师和同学很看重“升本”指标,家长也看重,指望孩子通过‘升本’来重新证明自己,所以很重视英语、数学、语文这些课程。“学好这些课程是升本或考研的基础,它们就成了最重要的课程,感觉上高职和上本科一样——追求分数。”刘伟说。

    “强调重视没错,但要看学生的实际情况,也要看上课的效果,不能主次颠倒吧?注重升学、看重学历,而不是把技能训练放在第一位,那和本科有什么区别?加上学生本身的差距,我们大部分同学不适合闷头学习和考试,能学得过本科生吗?”刘伟补充道。

    一年的学习,让刘伟越来越有种“混文凭”的感觉,一上这些课,他就打瞌睡,课程上了一半,台下睡倒、玩儿手机、聊天的同学占了一多半。很多同学还忙着在外面做兼职、实习,上课出勤率不高。“也不是不想学好,但我真的是不擅长学这些,很多时候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以前的基础就没打好,不如在工厂里实习学到得多。”刘伟坦言。

    刘伟的困惑,义乌工商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贾少华很早就注意到了。近日,他的一篇《高职高烧》在微信朋友圈传播开来,阅读量很快就过万。文中,他总结归纳了现在我国高职院校面临的问题,用犀利的语言称高职院校“烧得不轻”,六个高烧症状让高职院校越来越脱离健康的发展轨道,甚至有些“走火入魔”和“神志不清”。

    高职“傍大款”

    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负责?

    贾少华在为高职院校诊断症状的时候,首先瞄准了它的“姓氏问题”。

    高职既姓“高”,又姓“职”,但首先应该姓“职”,它的本质是职业教育。但是很多人太注重它的“高”姓,而忘记了它“职”的姓氏,就会按照精英教育的那套标准和模式来办学,这就可能误入歧途。

    在贾少华看来,这个在“姓氏问题”上的偏离,使很多高职院校出现了“傍大款”的情况,即高职教育向本科靠拢、向精英教育靠拢,一味强调学高等数学、英语,提升人文素质。

    “逻辑上讲,这样的高职发展思路好像没错,但实际执行过程中带来的弊端是无限的。自认为是精英,实际上是伪精英,因为发呆无人文,失败无素质。”贾少华说。

    在贾少华看来,这种偏离,除了产生刘伟所说的在教学效果上的问题,如学生在课堂上昏睡一片、提不起兴趣、学不到真正的知识精髓,还有更深层次的影响。过分强调高数和英语的课程设置方式,不仅激发不起他们对学习的兴趣,更可怕的是可能摧毁他们的一分自尊和对人生的自信,觉得自己永远也学不会这些,永远也做不好事情,也不知道自己发展的方向在哪里。这就加深了现在社会对高职学生的总体印象:似乎他们学习永远不在状态,生活缺乏激情,缺乏奋斗的目标,过着得过且过的日子,发展后劲儿也与高学历人才的差距越来越大。

    “教育最大的悲哀在于摧毁一个人的自尊心。高职学生本来数学就不好,英语也不好,他们学这些就是很吃力,我们还每天拿着数学和英语去折磨他们,可见他们的痛苦和迷茫。”贾少华说。

    然而,在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崔岩看来,贾少华的观点“有些偏激”,比如学数理化和英语,很多家长和学生有这个需求,学得好的高职学生,毕业去德国直接读硕士去了,学习更好的技术。如果英语不好,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机会,如果按贾少华的导向,就是要减弱这些课程,肯定也有问题,就限制了学生今后的发展空间。崔岩认为,不同的院校、不同的学科和专业,对不同的基础课程应该有不同的要求,纯粹不学或者都不学都不重视,在现在这个大环境下,很可能就把好学生的后路给断了。

    从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季希澄刚工作半年,想法就和上学时不一样了。“我们很多机械都是从国外进口的,说明书和设备参数都是英文,如果这几年学校没有加强英语教学,没逼着我们学,很可能我的英语就荒废了,就很难读懂这些英文的说明书”。

    还在上海健康医学院读专科的陶诗远也认为,数学、语文这种课程,是很基础的,学技术涉及很多公式和推导,数学学不好,只能做些简单的操作,更高要求的技能就有些吃力,语文学不好,基本的表达和写作就会很吃力,在这个社会上就很难走得更远,所以不能偏废。

    高职姓“高”

    虚荣心在作怪?

    贾少华认为,现在已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阶段,几乎每个人都可以上高职,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再强调姓“高”的问题,而应该强调姓“职”的问题。“我不反对高职姓‘高’,反对的是姓‘高’的这一套做法。”贾少华说。

    在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姜大源看来,高职院校首先姓“职”,不是姓“高”,它的基词是“教育”。

    “中职和高职都要关注人一生的发展,首先要强调一个字,就是‘职’,就是职业的属性。然后才加上了‘中等’和‘高等’这样的词语,不能只看后者,而忘记了前者。”姜大源说。

    姜大源强调,见高等职业教育就说是专科,这也是错误的。技能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根据美国德国等国的研究,大国工匠的技能有7个层次,第7个层次就是实践。大国工匠的技能水平是像“钱老”(钱学森)那样不能取代的,他们应该有和“钱老”一样的社会地位。

    贾少华也认为,高职院校首先应该让学生掌握职业技能,“高”要体现在更高一个档次的职业技能,而不是强调精英教育,模仿本科的目标设定、课程体系和培养方式,成了本科的压缩饼干,让人难以下咽。

    “从高职院校的领导到老师,总是希望把自己拔高,似乎这样才有面子,才有身份,才有尊严。归根到底就是一种虚荣心。”贾少华说。“我们教育改革,也是在迎合社会的虚荣心,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

    在贾少华看来,教育要引导社会民众的看法,而不是迎合社会这种错误的认识。“社会走偏了,教育也不应该走偏,更不能迎合,要通过引导纠偏。”

    “高职试办本科,说是改革创新,实际上是为应用型实用型人才的培养开了一个很坏的头。”贾少华举例,高职的学制由3年延长至4年,就是一种迎合社会虚荣心的表现。学校利用了家长、学生的虚荣心,也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令人担忧的是,家长、学生在满足虚荣心的同时,付出了孩子的青春和家庭的金钱,而学校在满足虚荣心的同时,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副厅级有可能变成正厅级”。

    在美国访学期间,贾少华发现,美国曾经的大学也像中国今天的大学,热衷于升格,两年制的社区学院要升格为本科,普通本科要升格为研究型大学。但是后来,美国厘清了办学思路,即需要不同层次的大学培养不同层次的学生,以满足社会的不同需要,不同人的知识和素质结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断然拒绝了让所有学校升格的想法和主张。甚至在加州,以“法”的形式规定了大学不可以升格,社区学院永远是两年制,州立大学永远不能成为研究型大学。“我们也应该这样,用法的形式来规定高职不能升本科,人家走过的弯路,我们为什么要重走?”贾少华说。

    高职“升本”

    迫于生计而为?

    贾少华还指出了高职院校中出现的另一个倾向,即当今的高职院校,在教师招聘上钟情于博士、博士后这样的高学历毕业生,高职院校的教师热衷于科研和学术,而忽视了老师在一线工作和操作的经验,双师型教师的做法落实得不到位。

    贾少华发现,在对高职院校的评价体系中,对高职称、高学历、高学位教师的要求越来越突出,对教师科研的要求也越来越突出。“我认为是有偏差的”。

    对于全国职业院校流行的“升格热”,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王寿斌认为,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学校自不量力、不切实际地瞎折腾,好像是领导好大喜功,但从本质上讲,却是学校被迫而为,是在当今“文凭社会”的大环境中,迫于生源压力和就业压力的无奈之举。可以想象,如果社会大环境得到了优化,政策环境不歧视职业教育,“升格”不是职业院校摆脱困境的唯一选择,那么,很难会有学校自加压力,盲目追求升格。

    王寿斌认为,眼下,许多高职院校的办学定位出现了“偏航”,热衷于“专升本”和通识教育,或像大学,或像高中,“就是不像职业院校”。他觉得,不少专家喜欢打学校的“板子”,甚至想当然地指责院校长们不懂职教,这其实是一个浮于表象的误解。

    “在我国,职教发展更受社会综合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发展环境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职业院校很难做到自主办学,只能被迫畸形发展。”王寿斌说。

    在姜大源看来,高职院校要发展,必须遵循自己的规律,沿着自己正确的轨道走,不要三心二意,要坚守自己的东西。国家对于示范学校、骨干学校的建设,应该坚持。“要创新,也要自信。工业4.0、中国制造2025,未来的制造业怎么发展?一是个性化订制,二是创新设计。创新设计需要清华北大的人去,而个性化订制需要职业院校的人去实现,要实现这个目标,就不仅要培养具有熟练技能的技工人才,还要有较强的通识教育作基础,要有持续发展和学习的后劲,这样的教育,不仅仅要在学校期间完成,更应该是在以终身学习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现代教育体系中实现。”姜大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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