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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７０周年，成为２０１５年世界最重要的活动。尽管各国的盛大庆典活动均已落下帷幕，但世人对历史的记忆与反思却远未结束，也不该结束。古人云：智者顺时而谋，愚者逆理而动。对于前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教训，我们理应铭记。为此，我们特别约请美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及媒体人撰文，将他们对那场战争的认识及反思展现给读者。
今年8月15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纪念日，更是这场全球冲突中战争持续时间最长的亚洲战场的胜利纪念日。70年前，裕仁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了1937年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同时结束的还有1940年之后日本对东南亚的侵略，1941年偷袭珍珠港后爆发的太平洋战争。几个星期后，尽管投降仪式是在泊于东京港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让人想起100多年前马修·佩里将军的到来，但对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属于整个盟国。在这场人类历史最具毁灭性、伤亡人数最多的战争中，中国军民付出了巨大牺牲，他们的坚贞不屈和在前线与后方对日军造成的沉重打击，使对日战争胜利日不仅是美国的胜利日，也是中国的“抗战胜利日”。历史昭示，对日作战不是一场各自为战的战争，最终胜利源自中美作为盟国在诸多领域内的长期合作。虽时有分歧，但这一合作史无前例，也写就了对日作战中最有意义的篇章之一。
考查战争胜利的意义与战争遗产，其含义十分丰富。70年前，站在华盛顿、重庆、延安、东京这些不同视角之下，答案会有所不同，而海军士兵与陆军战士，中国陕西农民，位于被占领的上海的美国人，日本长崎的平民，他们的看法也各有差异，包括那些被奴役的台湾、朝鲜和满洲的人们，以及日占区的东南亚民众。70年后的今天，隔着当时的主要交战方之间长期和平相处的这段安全距离，人们发现，1945年8月15日之后的历史已发生了不少变化，当年9月2日签订的投降书墨汁未干之时，对历史的再解释即已开始。
中国赢得了抗日战争。不管是以卢沟桥事变，或九·一八事变为起点，或追溯至日本开始取代中国在东亚地区的中心地位的19世纪晚期，战争结束的标志性意义都十分清楚。但通向胜利之路确实是十分曲折复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国民党军队和美军所开展的大规模正面作战及游击战，超越其他任何方面，是决定对日作战结局的决定性因素。战争胜利标志着中国再一次成为一个世界主要军事强国。这一简明的事实，击碎了数十年来帝国主义对中国军事实力的诋毁，无疑也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战争远未结束之时，就坚决支持中国成为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四警察”中一员的重要因素。中国所取得的抗战胜利，也推翻早就应该被废除的英国、美国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而且，通过奇迹般地动员广大中国民众支持和加入战争，中国增强了整个社会的爱国主义民族自豪感。无论他们支持或反对哪个党派，一种更强的与国家命运休戚与共的情感萌生在走出战争的中国民众心中。还有，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以中国为地区强国的晚清时期前东亚地区秩序的基本特征得以重新恢复，中国也光复原有领土。
除此以外，美中两国政府的战时合作也成为一个历史分水岭。自广东通商以来，两国一直认为，彼此间存在着某种“特殊关系”，但当清政府抗击帝国主义的入侵及打击国内反叛行动时，美国确实很少提供真正的帮助。“门户开放”，这一被视为美国试图维护中国领土与经济主权的努力的标志性政策，其出台也未与清政府协商。来华的普通美国民众，常常心怀好意，但来到中国的更多的是那些希望改造而不是帮助中国的美国传教士。
然而，对日作战伊始，美中两国之间的互动气氛便发生了变化。例如，南京大屠杀期间，朱妮·魏特林女士不知疲倦地工作，去保护当地的妇女与女孩，一些美国人在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服务。与此同时，陈纳德出任了中国空军的首席顾问，并与中国官员一起说服美国政府为一小队志愿支持中国的美国飞行员提供装备与资金。以云南为基地的美国航空志愿队，即更为人熟知的“飞虎队”，在与强大的日本空军作战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作为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加入一名新西兰人及孔祥熙帮助设计和资助的一项旨在中国内地生产生活及战争物资的工业合作计划，即“工合”（亦称“美国援华工业合作促进委员会”）。由于作家赛珍珠及出版商亨利·鲁斯的大力推广，位于纽约并在重庆设有办公室的“美国援华联合会”，共为中国募得了超过3500万美元的美国民间捐款。有老一辈中国通之称的一些美国外交官员，详细准确地反映中国的情况，不断指出国民党政府的内部弱点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运动的优势。他们的建议促成了国共两党的一些战时合作和“迪克西使团”访问延安，延安也给这个美国军事观察组留下了深刻的积极印象。
诸如此类的例子体现了美中两国战时合作的一个关键特征，即尽管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与史迪威将军之间的冲突广为人知，但美中两国始终在相对平等的地位上开展合作。合作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两国在19世纪的所谓“特殊关系”没能防止清朝的倒台，也未推翻加在中国身上的不平等条约。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日作战期间美中两国合作所产生的许多效应，帮助中国得以存续甚至变得强大，这也是战争胜利的意义之一。
考查战争胜利的意义及战争遗产，还可以发现，胜利时刻的那种团结气氛是短暂的，人们也很快重新解释胜利的含义。由远在他处的国民党政府还是近在跟前的共产党军队接受日军投降的这一问题，加剧了国共两党之间的分歧并导致新的内战。1946年年初，两党之间的敌对公开化，抗日战争胜利让位于一场由谁主导中国前途命运的生死之战。1936年以来抗日统一战线所掩盖、但从不消失的两党争斗重新出现，激烈的内战夺走了思考或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时间与精力，而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的最终胜利则改变了抗战胜利对两党的意义。对于北京政府而言，抗战胜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解放进程中的一步，相较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布新中国成立的这一国家记忆，抗战胜利退居次席。对于溃退到台湾的国民党，被赶出自己帮助创立的国家这种惨败，使抗战胜利显得有些苍白无力，国民党的精力从此集中于重新夺回大陆而不是纪念抗战这一胜利。对国共双方而言，内战及随后的国家建设比二战及其结束显得更加重要，那段此前共同抗日的历史则隐没在故事背景之中。
同样，对美国而言，新的担忧及地缘政治现实也改变着1945年胜利的遗产。美国曾试图帮助建立一个包括国共两党的联合政府与军队，1946年至1947年间，马歇尔曾促成过一个短暂的协议。但最终，这些努力都失败了，部分原因包括美国仍按此前与国民党政府打交道的那一套行事，美国国内不断加剧的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以及冷战同盟体系的出现。随着世界围绕两个超级大国分裂成两大阵营，美国选择承认台北，割断了与绝大多数中国民众的联系。尽管相较抗日战争时期，美国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不断改善，但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定，对更大范围内的对日作战胜利遗产造成了破坏。麦卡锡主义的歇斯底里不仅毁掉了许多老一辈中国通的前程，也破坏了美国国务院积累的对于中国问题的深切理解。更有甚之，强化反共联盟需要恢复与发展日本的经济实力，这使得美国及在台湾的国民党不再强调对战败者日本的胜利，在1951年及1952年的对日和约中，他们几乎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对日作战的胜利，尽管从未被遗忘，但已陷于沉寂。
1945年的这种重新解释对日作战及意义，给美中关系造成了困难。首先，它带来了两国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以及随后20年外交关系的几乎完全断绝，两国关系中充斥着相互攻击、尖锐的宣传战。其次，它加剧了1970年代两国恢复正常关系进程中对各自意图及优先目标的误解，两国只是公开讨论彼此的分歧而不试图去解决问题。第三，在对日作战及美中两国所取得的胜利的本来意义这一问题上的失声而不是强化，在美中关系中留下了深深的焦虑与不确定性，使两国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也制约了合作的广度与深度。
然而，战争胜利的遗产仍在，并没有消失，且不时在一些小的角落不经意地展开其价值。比如，1941年年初，云南昆明西部祥云镇的上空，美国飞行员罗伯特·穆尼正追击企图轰炸当地城镇或机场的日军轰炸机群。空战中，穆尼的战机被击中，在撞山前，他弹射跳伞逃生，并在当地中国医生的救治下奇迹般地从重伤中恢复。抗日战争胜利后，祥云镇民众为穆尼建了一个纪念碑，并一直保存到“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民众收集了“文革”动乱所破坏的石碑碎片，当环境允许时进行了公开展示。1990年前后，在祥云镇重新向外国游客开放前，该镇重建了这一纪念碑，并邀请穆尼的妹妹出席了揭幕式。通过为美中合作的代表人物建造纪念碑，这些中国民众重新唤起了两国合作所取得的成就的那些记忆。在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我们来思考战争胜利的意义，同时也应铭记战争带来的遗产，在美中两国正在面临如当时对日作战般严峻的共同挑战时，帮助两国再度探寻合作之道。
（翻译：刘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