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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30多岁的杨立臣回忆自己的康复过程时，最先想到是自己在医院醒来的那一刻。
2009年11月23日，杨立臣在昏迷7天后醒来。他发现自己被捆在病床上，身上、脚上、气管里都插着管子。随后的几天，他不能说话，只能通过写字与人交流。“是不是永远不能说话了？”他写道。
最初，杨立臣因为发烧40多度，被送入北京某三甲医院就医。但是，在这家医院的ICU（重症监护室）中，他始终无法吸入氧气。连续被三家三甲医院“宣判死刑”后，他的家属抱着一线希望，联系了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权威科室——北京朝阳医院。
杨立臣的弟弟杨中臣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那时他们家属已经绝望了。时任北京朝阳医院RICU（呼吸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詹庆元提出，可以进行人工肺的手术。在当时的北京，人工肺还没有成功案例，詹庆元详细谈了风险和费用。出于对医生的信任，也考虑到哥哥的危急情况，杨中臣决定“搏一下”。
手术后，在人工肺和斯沃（一种抗生素）的联合作用下，杨中臣感到哥哥的病情有了明显好转。每次离开RICU时，詹庆元还会拿着材料详细告诉他，哥哥的哪些指标有所好转。尽管只知道白细胞数量减少的含意，但杨中臣仍然觉得很踏实。
杨立臣记得，在RICU期间，詹庆元每次过来都会和他握手，并不害怕被传染上疾病。而且，在他康复后回医院复诊时，詹庆元也会联系肺功能检查的科室，还帮他把随身携带的氧气袋充满，生怕北京拥挤的交通耗尽袋中的氧气。
康复后，杨立臣一直和詹庆元保持联系。每逢节日，他会给詹庆元发个短信，感觉不舒服时也会打电话咨询一下。去年，两个人谈到医患关系时，詹庆元还开玩笑说：“咱俩不是挺好的嘛。”
杨立臣觉得，他的康复源于对詹庆元的信任。当时情况紧急，他的家人告诉詹庆元放开手脚做，不要有顾虑。“你老是埋怨这，埋怨那，非专业指挥专业，那只能自找麻烦。”
杨立臣还认为，医生不是什么病都能看好。如果说没救活的话，医生尽力了就行，不能赖人家。他经常鼓励自己9岁的儿子好好学习，将来好报考医学专业。“毕竟这是救人命的事、积德的事。我这辈子欠医生的、欠詹大夫的，儿子要有本事当个医生，也算支持吧！”
与杨立臣类似，宋玉也是在鬼门关上被抢救回来的。
2013年3月27日，宋玉突然开始大咯血，随后被紧急送往北京朝阳医院。在住院的前三天，她大概咳了2000多升血，咳出的血液淹没肺部，她的生命岌岌可危。
到了住院的第五天，急诊科将所有能想到的医疗手段都用上了，但仍无法给宋玉止血。参加专家会诊的詹庆元说，病人已经不行了，必须要做人工肺。
宋玉的丈夫刘磊说，当时宋玉的肺部功能极弱。“詹主任也不是有把握一定能抢救过来。但是，我分析，这可能是唯一的也是最佳的解决方案了。”
人工肺的费用昂贵，刘磊透露，6天的人工肺治疗，他们大概花费了10万元左右。在决定治疗之前，詹庆元左右平衡了宋玉的生命危险和家属的经济负担，建议马上手术。
宋玉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之前所有大夫都说没有办法，她的母亲当时已经绝望了。“詹大夫也没说肯定能救，但是他说能保证几天之内这个人还在。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要干什么，他会有解决方案。”这些话，让患者家属踏实下来。
方案确定后，詹庆元没顾上休息，直接就让医生护士准备手术，从晚上6时多一直到9时多。“当时是四月，詹医生出来时，浑身全湿透了。”刘磊回忆。
装上人工肺后，宋玉的生命特征马上平稳下来，血氧回到了正常水平，也可以联系其他科室进行别的手术了。后来，宋玉又转入RICU病房住了将近30天。其间，詹庆元从朝阳医院调到中日友好医院。宋玉和刘磊都觉得，既然詹主任工作调动，原来的事放下了，也是人之常情。没想到，詹庆元到中日友好医院后，仍然给朝阳医院RICU打电话，询问宋玉的病情、进展情况和治疗方案。
这件事让宋玉夫妇非常感动。他们觉得与詹庆元素昧平生，但是詹庆元的医术和医德让他非常佩服。宋玉康复后，刘磊制了一面锦旗，特地来到中日友好医院送给詹庆元。
宋玉说，沟通和体谅才能够创造良好的医患关系。“如果一个医生能够认真地为患者讲解病情，说清楚治疗方案，患者肯定是会信任医生的。但是如果医生很笼统地回答问题，也不顾患者的疑虑，那患者就会到网上乱查了。”
宋玉还觉得，有的医生可能只看本科室的病，其他职责范围外的话不多说一句，这种行为同样会让患者产生疑虑。其实，如果医生能够建议患者去哪些科室再做检查，可能患者就会对他心存感激。
（应采访对象要求，宋玉、刘磊为化名）
本报记者 史额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