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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召开的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标志着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进入实施阶段，此轮改革被称为“历史性的”“具有里程碑意义”。按照部署，这轮改革将在2020年前基本完成，目标是“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针对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中的一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军事专家赵小卓。
军队的改革，共识很重要
记者：军队的改革很多时候都有一个触发器，这个触发因素一般都是战争，而且很可能是败仗。但中国军队的这次改革不是这样，它的动力源来自哪里？
赵小卓：我觉得有四方面的因素。第一，战争形态变了，作战方式变了。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仗的打法和过去很不一样。这种改变不是某一方面、某一领域的变化，而是整体性变化，这种改变对适应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战争的旧的组织形态提出了变革要求。
第二，国家的发展对军队的职能任务提出了新的要求。过去军队的主要职责就是守土，保卫领土、领海、领空，但现在只执行这个任务是不够的。我们需要高度关注新型安全领域的挑战，更好地维护新型领域安全和利益。从任务上讲，现在我们既有传统安全任务，也有很多非传统安全任务，包括保护交通线、反恐、抗震救灾，以及为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提供公共安全产品，国际上在这方面对中国是有期待的。
第三，军队内部也有改革的要求和呼声。比如我们的武器装备，这些年实现大量更新换代，发展很快；军队人员的文化程度普遍提高。30年前，部队里大学生凤毛麟角，现在哪个军官不是大学生，很多士兵都是大学生。另外，随着形势任务发展变化，军队现行组织体制的局限性和滞后性逐步显现，甚至阻碍战斗力潜能的进一步发挥。这些因素使大家对改革越来越有共识。军队的改革，共识很重要，现在大家都有改革的期盼。
第四，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的坚强领导。这个因素非常重要，像这次这样全面彻底、影响深远、触及多方利益的大规模改革，没有强有力的推动是动不起来的。因为改革必然要触及利益，尤其这次改革是从军委总部改起，是自上而下的。习主席是把国防和军队改革跟整个国家的深化改革统筹考虑、一并部署，上升为党的意志和国家行为，力度前所未有。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非常好，各方面条件都比较成熟。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主客观条件比较有利，面临难得的机遇。”
记者：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军队历经多次编制体制调整，但改革力度都比不上这一次？
赵小卓：其实我军的改革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在此之前的改革有些是比较大的，像抗美援朝结束后，部队有一次很大的裁军整编，1985年的百万大裁军也让大家印象很深刻，后来又裁了50万、20万。这次改革和过去那些改革最大的不一样在于，过去的改革以裁军、压缩规模为主，结构动得比较少，而这次主要是优化结构。
这次改革的着眼点是重塑体系，军队的整个体制、机制、运行模式将发生很大变化。人们评价它是“历史性的”“里程碑式的”“脱胎换骨式的”“划时代意义的”。具有“里程碑意义”是肯定的，因为它在中国军队发展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它是新的、跟原来不一样的，是解决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
军队工作千头万绪，但归根结底是两件大事
记者：这轮改革提出“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格局”，对此该如何理解？
赵小卓：体制的变化是这次改革的一个亮点。这次改革真正的目的是优化结构、重塑体系，这是最核心的东西。过去的若干次改革主要都是从局部，或者说是从部队改起，这次是从军委总部改起。现在已经公布了，军委总部体制变成军委多部门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动作。
另外，就是“战区主战、军种主建”，一个讲军队的作战，一个讲军队的建设，在军委统一领导指挥下，这两个系统适度分开。我军历史上，养兵和用兵一直是在一起的，也就是有人说的“建”和“战”，我们过去是不分的。
记者：“建”和“战”分开有什么好处？
赵小卓：军队的工作千头万绪，但归根结底是两件大事：一是建设；二是作战。建设是为了拥有能打赢未来战争的军队，作战就是当国家面临威胁时，它能很好地使用这支军队，打赢战争。这两件事情是紧密相联的。
具体说来，军队建设需要顶层设计、科学决策、充分论证，这个东西越细越好，越细程序越完备、决策越科学，更有利于军队建设。但现代战争爆发突然，一旦爆发，强度大、节奏快、昼夜不停，这个时候战机稍纵即逝，就不能按部就班，必须当机立断。哪怕你作出一个不那么完美的决策，也比错失良机不作出决策好。这个时候一定要有人负责，而且大家清楚就是他负责，并尽可能把权力集中于他。作战指挥权不集中，这个仗就没法打。
军队越发展，现代化程度越高，“建”与“战”分离的趋势越明显。军队构成越复杂、专业化水平越高，越要求你建设时按照程序来，而现代战争节奏快、强度大，又要求你指挥时线条越简洁越好，权力越集中越好。如果把它们搅在一起，眉毛胡子一把抓，特别容易出问题。现在，我们把它们适度分离，建设是建设的线，作战是作战的线，是适应现代军队发展的要求，但不论建设也好，还是作战也好，都是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指挥之下。
同时，我们还要特别注意战区主战、军种主建中的“主”字，就是说“建”和“战”有个结合的问题，里面蕴含了谁主谁辅，并不是绝对分开。所谓军政军令分开之说，是不准确的，也不恰当。实际上，中国军事用语中并无军政军令的说法，我们不能简单套用这个概念。
记者：如何理解“战区主战”，战区和军区，一字之差，内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赵小卓：过去我们叫军区，战区跟军区有什么不一样呢？军区底下的构成就是陆军，战区的构成就是底下各个军种都有。
这次改革要在军委完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建立一个军委层面的专司主营作战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这样在全军就形成了三级作战指挥体制，军委一层是战略层，到战区是战役层，到部队就是战术层。战区可以指挥海军的舰队，可以指挥陆军的集团军，也可以指挥空军的基地、飞行师，还可以指挥二炮的基地、导弹旅。整个指挥体制层级缩短了，而且谁指挥谁，非常清晰。
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军民融合中存在的问题
记者：“组建陆军领导机构”也是这次改革的亮点之一，这种改革也有利于陆军的发展。
赵小卓：是的。过去我们没有陆军领导机构，海军、空军、二炮都是从陆军分出去的，与陆军的地位很难平等。我们知道，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主要靠陆军，陆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有“陆军老大哥”的说法，其他军种是分出去的嘛，一直是小弟弟这样的角色。
但每一个军种的建设都有自己的特点，必须有专门的机构去领导管理它。陆军的领导管理过去长期是四总部代管，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大陆军”观念。所以，你会发现海空军和陆军的联合，由于历史惯性，常常是陆军唱主角。如果这个作战是以地面攻防为主的联合作战，没有问题。但如果是海上作战，陆军还唱主角，那肯定就有问题。
这次成立陆军领导机构，不仅有利于各个军种平等，而且有利于联合作战。目前，陆军的专业化程度也越来越高了，它有装甲兵、炮兵、防化兵、陆军航空兵，所以成立陆军领导机构，也有利于陆军的建设和专业化发展。
记者：这次改革在推进军民融合上，有哪些新的举措？
赵小卓：这些年，军民融合发展取得了很多成绩，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次改革主要是从体制机制上来解决这些问题。
比如，我们国家的国防工业这几年发展得非常好，但它是不是充分地把国家科技工业的尖端部分都涵盖进去了？显然是没有的。军工厂和别的工厂不一样，它的产品主要供给军队，在一定程度上容易缺少活力，缺少竞争。现在民营企业的活力是很强的，军民融合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民参军”，国家应该充分利用这些力量来支持国防工业发展，这就必须靠体制机制来解决。
所以，这次改革要求努力构建组织管理体系、工作运行体系、政策制度体系，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还提出在国家层面加强对退役军人管理保障工作的组织领导等重大举措。这必将开创军民融合发展的新局面。
改革推进过程中，战备水平不能下降
记者：在改革推进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
赵小卓：第一，战备水平不能下降。改革要经过一段阵痛期，从一种稳定到另一种稳定，中间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不稳定，这是个客观规律。但作为军队，维护国家安全是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的。在改革推进的同时，战备水平不能下降。
第二，改革会使一部分人利益受损，谁都不愿意自己的利益受损，但为了国家的利益、军队的利益，个人小利益得服从大利益，这就要求有人作出牺牲。裁减员额30万，军队要把该留的人留下来，让脱了军装的人有更好的去处。
第三，稳妥推进改革。改革是破旧立新，新的东西建立起来以后，要给予充分的时间、空间，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以后改革是一个常态化的事情，动静可能没有那么大，通过局部微调，把军队发展变成一个不断调整、不断完善的过程。
记者：您如何评价这轮改革的意义？
赵小卓：过去我们常讲，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或者实现从机械化军队向信息化军队的转型。这次改革是这个转变中一个非常大的举措。现在改革刚开始，我们可能还看得不太清楚，再过10年、20年、30年回头看，会看到这轮改革在中国军队发展史上将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里程碑。
我觉得，一般有三个要素推动军队的改革或者军事革命：第一是军事技术、武器装备；第二是军事理论；第三，是组织体制，就是人和武器的结合。这里面有两个硬性的东西，就是武器装备和组织体制，它们特别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当组织体制与武器装备、军事技术发展相适应时，它是促进战斗力发展的，当它不适应时，就会制约战斗力的发展。我们通过这次组织体制大调整，会使武器装备、军事技术、人才的活力得到极大的释放、极大的激发，从而使军队发展进入一条快车道，这样才能把中国军队建成与大国地位相称的军队。
本报记者 赵飞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