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人都要削尖脑袋进入“上层社会”

    饭桌上，大学舍友突然冒出一句“我们不是‘富二代’，但我们可以做‘富一代’”，我含在嘴里的茶水差点儿喷出来。大学四年积淀的坚固友情，让我毫不担心他会因此觉得被冒犯。咽了口中的茶，我说：“既然不甘心做‘贫二代’，那我们就做‘拼二代’吧。”

    十几年前大学毕业时，舍友并没有找工作，而是创业做起了培训。这么多年，他的事业也算顺风顺水，但并没有大富大贵。两年前，他经营的培训项目开始转型，之前挣的钱又投进去培育新项目，所以，现在的他，开着和我一样的“经济型”小车，住着和我一样的“经济型”小区，一点儿“有钱人”的样子都没有。

    我调侃他不要再做“富一代”的奢梦，他开玩笑说：“人近中年，梦想还是要有的。”

    在一个动辄“二代”的时代，我真的没有动过要突破“二代”局限的念头。没有“野心”并不代表我甘于维持父辈那样的生活处境——大学毕业找工作时，我就发誓一定要“混”到事业单位中去，总不能再像父母那般，在工厂里熬到下岗的地步。

    我如今的生活不知要比父母当年的生活水准强多少倍，但我确实没觉得自己的阶层处境有太大改变，充其量只是一个“拼二代”而已。我甚至没有勇气说，这样的努力拉高了我儿子的起跑线。

    阶层的流动、进阶，乃至固化，是一个永盛不衰的话题。热播剧《欢乐颂》已经播出了大结局，但并不影响它在朋友圈里的热度。原著作者阿耐本想通过主人公安迪、曲筱绡、樊胜美、关雎尔、邱莹莹这“五美”的生活状态，来揭示原生家庭对一个人成长以及命运的影响，不承想这“五美”活生生被观众解读成中国不同阶层的代表。“原生家庭决定命运”的创作基点已被“阶层和金钱决定命运”的大讨论所替代。

    似乎每一个看完此剧的人都会产生疑问，我们到底有没有能力逃脱阶层所设定的身份？或者更直接一点，一个“贫二代”在当下社会到底有没有可能成为“富一代”？

    社交媒体上，激烈地讨论之后，答案似乎是“不可能”，“贫二代”最多只能成为“拼二代”，改善自己的生活处境，这已经是很幸运的事情了。

    这样的答案听上去有些悲凉。从十多年前的《奋斗》，到后来的《蜗居》《裸婚时代》以及《北京爱情故事》，再到今天的《欢乐颂》，在中国大众文化领域中，热播剧从来没有回避“我奋斗了18年才能坐下来和你一起喝咖啡”的阶层固化与融合的话题，只是阶层流动的难易、固化程度因时代不同而有所差异。

    阶层是客观存在的，就像剧中人关雎尔所说，“虽然人跟人是平等的，可是社会就是有阶级之分。你无视阶级只会碰壁。努力做事，克服局限才是真的。”所以，阶层的存在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阶层流动受阻乃至固化。阶层流动受阻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会结构的封闭性，而家庭先赋性因素对人的制约，又是社会结构封闭性的重要表现。以“穷二代”“富二代”“官二代”为代表的“二代”现象，就是家庭背景作用下的阶层再生产现象。

    关雎尔的那句“努力做事，克服局限”，假若没有健康的阶层流动的“游戏规则”，“无视阶级”固然会碰壁，而“努力做事”同样会碰壁——碰壁的频率太高，甚至还有撕裂阶层的危险。

    现实中发生的“伤医案”，何尝不是阶层分化所带来的危险表现？所谓以患者为代表的草根阶层与以医生为代表的精英阶层，价值观念的分歧不断加剧，彼此间的不理解与对立，已升级到暴力相向的程度。

    人们为什么总要削尖脑袋进入“上层社会”，因为他们知道上层比底层更安全。如果人人都抱着一定要“想方设法挤进上层社会”的念头，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就是不健康的。一个健康正常的社会是，让能流动的人流动起来，上层有可能跌落底层，而底层也有机会进入上层。而无论是上层社会还是底层社会，每一个人至少都应有起码的安全感，而不是心怀“假如挤不进上层”就会被社会抛弃的惶恐与忐忑。

    人人生而平等，但人人又不可能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一部热播剧，勇于直面当下都市生活光鲜背后的艰辛，也无可避免地反映了社会阶层的存在与固化。好在，剧中人并没有因为家庭出身不同和财富水平差异而分崩离析，她们依旧努力开拓属于自己的空间，创造着自己的话语资源与价值体系，填充了还算“欢乐”的底色。这也算是阶层融合的一种“艺术表现”吧。

    只是对于真实的社会而言，这样的艺术抚慰恐怕还远远不够。曲终人散，从热播剧中抽离出来的每个人，恐怕还会继续追问，那些“贫二代”是不是只有做“拼二代”这一条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