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学校转向小班教学或能实现“弯道超车”

    当前我国乡村教育面临诸多突出问题：人员紧缺、老龄化严重、工作压力大，城镇化进程也在不断减少乡村生源，一定程度上倒逼乡村教师转校甚至转口。如何协调平衡城镇化和乡村教育？对此，记者采访了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教育研究院院长唐智松。

    中国青年报：我国乡村教育落后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

    唐智松：造成乡村教育困境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首先，从社会变革角度看，新中国成立后，改造了以前乡村教育的多主体投入局面，乡村学校逐步全部纳入国家办学体系，但国家对乡村学校投入较城市学校少，限制了校舍等物质建设。新中国成立初期，缺乏人才，乡村学校更是缺少合格的教师，限制了师资建设。这些都是对乡村学校的历史欠账。

    其次，从社会变迁角度看，“文革”期间，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让部分乡村学校补充了教师，但随着知青整体性回城，乡村学校又陷入“教师荒”。改革开放后，随着中等师范的恢复与扩大，乡村学校得到了较好的教师补充，但受“下海潮”影响，不少乡村教师或辞职下海或变相经商，出现了乡村教师大量流失的现象。这些都是对乡村学校的冲击。

    最后，从社会变化角度看，一方面随着农村常住人口锐减及留守儿童减少，乡村学校急剧萎缩，教师一度面临“人员富余”而转岗的境地。另一方面，乡村与城市的工作条件及生存环境差距，以及自己孩子的学业等系列问题，促使一些教师作出离开乡村学校的选择。

    中国青年报：目前，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就读的比例在升高，乡村学校生源出现减少，倒逼一些乡村教师离开学校，您如何看？

    唐智松：农村出生率下降及人口减少、部分孩子的进城流走，使得乡村学校规模缩小是必然现象，也是中国农村走向城镇化的必然。它也确实提出了学校减少之后教师的去向问题。 

    但我认为，这应该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以前主要是大班教学，现在正好转向小班化、个性化教学，因材施教，实现乡村学校在转型中的“弯道超越”。这不但解决了所谓的教师“富员”问题，也解决了近20年来一直被人诟病的大班教学“一刀切”的问题。积极地看，它是乡村教育“起死回生”的契机。

    中国青年报：城镇化与发展乡村教育二者之间应该如何协调平衡？

    唐智松：关于城乡教育的协调平衡问题，我们要在认同农村城镇化、个体自由流动的前提下，通过多元化的高考制度改革来打通城市学校、乡村学校通往高等院校的路径，让城、乡学校各自因地制宜地办，也即城市学校培养主要面向城市岗位就业的人才，乡村学校培养主要面向新农村建设的人才。应当思考城、乡学校的统筹问题。

    我认为，一方面要建设好乡村学校，比如以“伞形结构”布点乡村学校校址，即在城镇建立初中中心学校、四周布点乡村小学，解决上学路途及安全问题，让乡村学校既是孩子们的向往、学习的乐园，也是展示文明、教化的舞台。另一方面也要办好城市学校，比如实行“县管校用”聘用教师，即在区域内实施通派教师，解决因为教师资源不均衡而引发的择校、乱收费问题。此外，科学布局城市民办学校，成为解决外地生源就近就读的有益补充。总的来说，平衡协调发展城乡教育还有许多工作要去做。

    中国青年报：结合当下的城镇化趋势，未来乡村教育的良好态势，依您看应该是什么样的？

    唐智松：陶行知先生很早就指出，中国教育走错了路，它教人为了做“人上人”而远离生活，结果读死书、死读书而读书死。这种倾向今天仍然存在，乡村学校尤甚。因此，在人身自由流动的理念下，正视农村孩子升学与就业的现实需求，为了让土地换个种法、农民换个活法，农村教育需要新的想法：以校舍布点科学化、办学条件标准化、教师队伍合理化为基础，通过教育内容生活化、教育途径多样化、教育评价多元化，办出对农村孩子及家长有吸引力的乡村学校，培养出一大批对乡村建设有感情、有能力的城镇化人才，这应该是未来我国乡村教育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