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笔: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曹忆蕾
视频导演:张楠
H5制作:中国青年报社融媒工作室
文稿编辑:蒋韡薇
汪化成为单向街的驻店艺术家,已经一年半了。曾经租住过的地下室已被封,一天,她和张楠经过时,张楠朝里头吼了一嗓子,声音在漫长的甬道里回响。她感到,过去的气息还在空间里游荡,一部分的自己被封锁在这里了。
2013年年初,张楠还在央视工作,看到一个中央美术学院食堂服务员在画画的消息,他找到汪化跟拍了一部纪录片,提案在国外得了奖。他总结:这是一个出身低微的打工女孩用自己对艺术的信念独自对抗全世界的故事。
上午10时,汪化出现在单向街花家街店。咖啡店静谧、舒适,弥漫着咖啡香,偶尔冒出欢笑声,咖啡机的噪音格外刺耳。她喜欢四周的书,“它们是我的一些门,只要有书我就有出路。”第一次来时,她就认定,“这里就是我的根据地了。”
在一张一人用的小桌子上,汪化勉强铺下30米长卷中的一截,一根根线条从一支价值0.5元、只有0.5毫米细的黑色签字笔笔芯下倾泻而出,如走路、呼吸般自然,或跌宕起伏,或汹涌澎湃,或平静如水,仿佛朗朗乾坤都在她的笔下。
张楠反对汪化来到这个舒适的环境,“这会影响她的创作,伤害她。” 但汪化觉得自己来到了一个“接了地的天堂”。
一年半前,她还在10平方米不到的地下室里,埋头作画。房间对着厕所,夏天气味重,但月租只要200元,比其他的地下室房间便宜300元。第一次搬进地下室,她哭了好几个小时。沿着弯弯曲曲的甬道往里走,“昏暗地狱通道的感觉,又脏又臭”。房间外有人在炒菜,一只手在她的记忆中不停舞动。
现在,她从地下搬到地上。单向街按月给她发放稳定但不高的薪金、交五险一金,汪化觉得这里不需要她付出什么,“是单向街收留了我这只流浪猫”。
单向街的老板许知远从一侧走廊经过,聊在兴头上的汪化瞄见他,迅速收起手,把盘在椅子上的腿放下,身体摆正,很快又趴在桌子上,藏进宽大的棉布裙里。脸上绯红,像小猫一样吐出舌头。
3天里,她接受了四五拨儿媒体记者的采访。故事被一遍一遍重复,30岁开始画画的她成为公众视野里的励志榜样。但汪化强调,“我不是一夜之间就会画画的,这些情感、气场从小都在我的体内。现在,我找到了表达的方式。”
她出生在福建闽北的小山村,本名季红燕,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小学五年级,因读不进书提出退学,之后辗转福州、广州、深圳、上海打工。30岁时,她发现了自己的绘画天赋。独特的绘画方式,无数疏密有致的线条构成了她奇异的想象空间。“我可以把万物都看成一条线,无论是舞蹈也好、音乐也罢,包括听到的声音。”
为了追求艺术理想,她来到北京。完成了一幅17米长的画作后,签下“汪化”。她决定为自己改名,取意“在汪洋大海之中融化”。
2013年年初,她来到中央美术学院。走进图书馆的一间小店,进口精装的画册让她感慨“这就是艺术啊”,这些都是她之前从未接触过的。当天,汪化找到食堂经理,请他给自己一份工作,“有吃有住,可以不要钱,但是要有时间画画。”好心的经理同意了,她只需要工作半天,但这意味着工资微薄。为了省钱,她租住在央美附近的地下室。
白天机械的工作舒缓了汪化作画时高度紧绷的神经。她边擦桌子,边神游到太空,擦了十几遍还有角落没擦干净。有时学生多要几个菜,就忘了价钱加到多少。
奔着图书馆来的汪化没想到,一张薄薄的图书证把她难住了。非本校人士进图书馆需系主任担保。因为不知道大学的机构设置,她唐突地敲开一扇扇门,无人搭理。你是谁,从哪里来,来做什么,身份成了她行走校园最大的障碍。
她忘了是哪句话触动了管理员,管理员回头看到她的画,“画得这么好啊”。这才有了一张图书卡,但是只能看书,不能借书。一年多的时间里,图书馆是对她最有吸引力的地方。
经文、甲骨文、玛雅文,这些字她一个都不认识,但她喜欢文字的结构、线条。她一边看,一边在本子上练习,每天抄写十几遍。雕塑、哲学、政治、美术,不同风格、不同内容的画册,她看所有能看到的东西。用自己的方法训练自己的视觉,形成了认知中特殊的、新的、细小的一块,从而达到心手统一,怎么想怎么画,更加直接。
形形色色、抱有不同目的的人走进汪化的生活。有时候,这位“美院食堂会画画的姐姐”还会收到男生送的字画、女生送的花。学生带着她去看展、上课,甚至介绍教授给她认识,但没有人能真正理解她,在艺术上给她指引。
在汪化眼里,这里是个“完美的天堂”。可她与学院派的体制并不协调,她在做学生的事情,可她不是学生。在学校官方系统里,她没有正常身份参与到活动中。
汪化喜欢在食堂黑板上画画,常有学生驻足,惊叹“画得真好”,这让她很满足。一次,她想去教室偷点粉笔,无意间走进了一间空教室。面对长长的黑板,她想象自己画满黑板后,偷偷躲在教室的角落里,看学生惊讶的表情,猜想到底是谁画的。
没有构思,没有练习,如她平常在纸上画一样,她拿起粉笔即兴在黑板上画起来。
“你这干吗呢?你这哪儿的呀?你是谁?”一连串的问题打断了汪化。一位教室管理员闯了进来,“你是咱们学校的吗?” 汪化怯生生地回答,“我是食堂的服务员。”
汪化把双手搭在管理员肩上,把她推到画前,“你要不要欣赏一下”。管理员不懂,她又说,“画的是我世界里的好多东西,好多好多,讲都讲不完。这是画我的想象。”她有点沮丧了,“你是第一个观众,也是最后一个观众,它就要擦了。”被催促之下,她拿着大衣,还没来得及披上,就逃出了教室。
现实逼着她躲回了地下室,躲回了自己的壳,“线条可以到达我内心柔软的地方”。小桌就在床前,累了就躺下睡觉,醒了就趴在桌前开始画画。一个暑假中的10多天,她没有出现在地上,连日在地下室里画画,煮一锅红豆粥、花生粥解决一天的温饱。
“十几天没冒出头,我是很幸福的状态。因为我在画它的时候,那简直无穷尽,不需要任何鼓励,不需要任何认可,完全自我开放。”她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画一卷30米的长卷耗时一年,她的身体越发虚弱。
地上的车流声、吵闹声,构成了地下室之外的情境,偶尔她从疲惫、紧张的创作中探出脑袋,偷偷观望人间。“我享受这种状态,充满爱的状态,即使它是嘈杂声,也听起来像音乐一样。”
一次偶然的机会,老艺术家、央美的袁运生教授看完她的长卷后说:“很独特,我没见过这样的学生。她很有才华,而且这种才华,不是靠专业训练出来的!”这给了她莫大的鼓励和认可。
当场有策展人提出为她办画展,她拒绝了,“自己画得还不够好”。在上海时,一位西班牙艺术商人发掘她,办画展,但背后的艺术品交易让汪化震惊,那时起她决定不再卖画。
此后,她拒绝过更多办展和卖画的机会,比起经济条件的改善,汪化觉得自己更需要艺术观念上的突破。面对世俗的眼光,自己痛并快乐着,“痛苦是因为现实问题,快乐是内心真正的快乐。我找到我自己真正的幸福,但是周围的人觉得我惨不忍睹。我过得很好!”
汪化脑子里只有一个梦想,画出一幅自己满意的画。2015年年初,在一档梦想真人秀的舞台上,主持人周立波反复问她“是否愿意让出一半绘画的时间给家庭”,这个“带点仙气”的姑娘落了泪,最后她选择了绘画。
在父母面前,她撒了一个谎。她说自己是天才,在一个教授手下工作。但是因为一条借钱短信扯破了谎言。因为无法立业,父母将对她的期望放在成家上面。家人曾为她说过一门亲事,对方是邻村一位颇有财力的赌棍。婚期将至,汪化仓皇逃走,躲去外地打工。姐姐和姐夫通过开摩托车维修铺一点一点走向了城市居民的小康生活。父母走入她在北京居住的地下室,脸上只有失望。
一位热心的食堂大妈曾经介绍她去相亲,那是一位家境不错的小伙子,但是汪化讲不清楚自己是食堂员工,还是画家,身份成谜,终是无缘。
一边是世俗的压力,一边是敏感、丰富的精神生活,因为内心无法作出对生活的选择,汪化陷入过迷茫和痛苦。在一次对新画作的探讨中,袁运生教授用自己一生的经历,告诫她艺术家不应该放弃世俗生活。
汪化视画作为媒介,是画带她走到别人的面前。成为驻店画家的这一年,她认识了众多朋友,办了个人画展,参加深夜读诗会。以前,她从不花时间在社交活动上。
她不问作品定价,不问买画者是谁。“单向街毕竟是公司,并不是养我一个人”,她把画展上的收入赠给单向街基金会,当作一种回报。她认为这样可以更好地让单向街保护自己,是一种良性发展。
起初,她以“励志榜样”“中国梦”“怀才不遇”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张楠觉得这是一件不太合身的衣服。现在,单向街提供了她另一件比较贴身的衣服——素人艺术家——那些未受过职业训练,出于内心驱动进行创作的艺术家。
个展结束后,她回到央美食堂看望姐妹。在姐妹眼中,她们之间已经有了落差。汪化安慰她们:“这些都是假的,用心才是真的,不用管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