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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十月，十里八乡的人都觉得牟昌非出尽了风头。
在自己的家乡山东潍坊牟家院村，牟昌非举办了一场持续3天3夜的乡村艺术节，为此请来了北京京剧院的创作主任，香港知名剧团的艺术总监，前前后后70多位艺术家的足迹留在村子的泥巴地上。
看起来怪里怪气的演出让这个没山、没水，秋风一吹就光秃秃一片的村庄一下子就看起来不一样了。来看戏的上千号外地观众，总共开了百十辆车，“历史上从没有这种盛况”，电视台也派了摄像团队全程跟拍。村小老师说，整个十月，孩子的QQ空间里转发的基本都是戏剧节的内容。有精明的农户，去演戏的地方卖烤玉米，一下午就卖了过去一个月的量。
但牟昌非越看心里越堵得慌。他办戏剧节，就是想要通过现代的戏剧，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吸引回日益衰败的乡村。
他特意将戏剧节的时间定在国庆假期，结果整整3天，本村青年没出现几个。住在村里的哥们儿也气呼呼地讲，昌非的不少同学事前都答应帮忙，可真到日子，全部都说“有事情”，“可能还在背后看笑话”，来帮忙的没几个。
村东头的泥巴地上，广州肢·觉剧场的当代先锋戏剧演员穿着纱衣纱裤在地里翻滚，用夸张的肢体重现村里当年祈雨的场景。身边围绕着的，是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电子乐。
为了让村子里的人看得懂前卫的舞蹈，城里的演员提前一周驻村调研、创作。演出那天，坐在角落里的老婆婆看得出神，听到唱了几十年的祈雨歌谣，眼泪一下就滚了出来。围观的妇女却一边用花棉袄把自己裹严实，一边指指点点，“这群小年轻，真抗冻！”
人们甚至不明白，牟昌非为什么要搞这么个艺术节。在大多数人眼中，他从镇里的初中，读到区里的高中，再去城市读大学。回到老家所在的潍坊市，也都是待在美术馆、工作室干些“有文化的活儿”。
他曾经念叨着“村子回不去了”，发誓哪怕贷款也要五年内在城里买房，连想念他的父母，也很少对他说“回来看看”，大部分时间都是嘱托“好好在城里干”。
家里的脆弱只会在不经意间暴露。去年秋天回家帮父亲卖梨，牟昌非在乡间小道颠簸了好几天也找不到销路。最后，崩溃的牟昌非只能“贱卖”，整车梨只换出几张薄薄的票子。父亲叹口气，一点都不意外。
其实爷俩都清楚，村里真正赚钱的是种大棚。 “两个人搭伙，一年赚二十万元没问题，车子房子都有了”。上世纪90年代村里就有一批男人出去考察，知道这是个出路，就是太累，不是年轻人干不了。
当爹的一度把希望寄托在牟昌非身上，他拒绝了。整个村都没几个年轻人愿意继续面朝黄土背朝天，做这些机械、繁重的农活。
牟昌非说，“哪怕我们自己都觉得，‘庄稼人’不是职业，而是身份，一个不体面的身份。”他想不明白“自己的家乡，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他发现，即使是周末，村里也难见几个后生。过年时，在北京、青岛务工的男人总是宴席上的主角，被众人称赞，正月里的牌局也绕不开“组团出去赚钱”的话题。过完正月十五，村小总会又少几个孩子，都跟父母转学去了外地。
小时候热热闹闹的村子，如今只剩下瘫坐在路边晒太阳的老人。牟昌非记得，自己“小时候偷鸡摸狗，被大人追着满村跑”，可是如今他也发现，这些小时候让人敬畏的面孔，“瘦得像根柴火杆”，甚至和生人说话都带着乞求的语气。
“庄里剩下的人都怎么过？”牟昌非意识到，这个只剩下老人的村子如果没人在乎，早晚会塌掉。
他想到用戏剧节把年轻人吸引回来，哪怕就多看一眼。牟昌非和父亲为此把自家梨园开辟成了舞台。想不到，这场玩闹似的活动如同石头砸进水面，“一下就起了波澜”。
今年春天第一季，表演当天下着瓢泼大雨，百十个观众打着伞踩进泥泞的土地里。五亩半的梨园里，树和树之间都塞满了人，雪白的梨花被挤得落了一地。从农村走出来的老板单刀直入地问，“秋天还做不做？需要钱和我说。”
参与、帮助的人多了，牟昌非在这泥巴地里越陷越深。他开始设想，乡村戏剧节能不能作为一场改革，在举办的过程中完成乡村建设。最关键的是，让村里的年轻人看到，可以把村子建设得像城市那样有吸引力，而不是一味逃离故土，好的坏的都抛掉。
村里的老百姓并不理解牟昌非的这些想法。他去敲乡亲的门，问能不能容几个演员住宿洗澡。有人干脆地拒绝，还有人起初答应得好，可真安排演员去了，女主人却把演戏的小姑娘堵在浴室里要钱。
类似的麻烦多了，牟昌非给每户帮衬过自己的人家都送去一箱梨，结果把自家五亩半梨园摘了个精光。
“乡亲们可不觉得你要改变村子，就是大家的事，热心帮你都是看个人的面子，人情全都记在账上。”牟昌非说，一场活动，把父母积攒下来的，自己将来结婚的人情都用光了。更多旁观的村民觉着，“哪怕忙到半夜，那也是他自己的业绩。”
戏剧节开幕那天，演员穿着纱衣纱裤，在三轮车上搭起人墙，穿行在牟家院村的大集上。最高处的年轻小伙一边挥舞红旗，一边用唱腔喊出“有戏！有戏！”激起四面的鼓掌叫好。可是很快，农妇突兀的叫骂声追了过来——哪个穷鬼住俺家弄坏了俺家淋浴喷头？
来自北京的演出者在镜头前毫不讳言，“我感觉现在是对村民的一种打扰”。广州肢·觉剧场的负责人孙国富在一场夜宵后也承认，在村里住了十天，换了七户人家住，行李箱压根没敞开过，有种“无家可归的感觉”。
所有这些话，牟昌非心里都明镜儿似的。他还知道好多乡亲怀疑自己借此赚了钱。他从来没为此辩解过，反倒是朋友经常为解释这事搞得面红耳赤。
“他总是安静干活。”孙国富说，牟昌非并不是很喜欢用言语去阐述自己的理念。
在乡村戏剧节之前，牟昌非就试图通过找老人记录口述历史，来挽救村子残存的记忆。他听过有老人讲过去如何挨饿，坐月子只能吃树皮，肚子疼得路都走不了，也听过有人哭诉无儿无女，没人养，80岁也只能问侄子“讨饭吃”。
时间长了，苦难越听越多，牟昌非一度感到崩溃。村里有个麻风病老人，双目失明，退休工资被克扣，住着漏雨的破屋。认识牟昌非后，指望这后生帮他讨公道。没办法的牟昌非每次回村，都不敢从老人门前经过。
类似的经历，让他感到罪恶，“就好像我发现你有伤口，吆喝所有人来看，一边看一边扒开它，给人展示，却压根治不了”。牟昌非说，乡村问题已经暴露够多，真正能去解决的没几个。他感到自己一个人没能力，必须招呼其他年轻人。
戏剧节最后一天，牟昌非原本的计划是把村民和演员聚在一起，搞个“乡建论坛”。可到了点，一个村民都没来，牟昌非和村长着了急，这才叫来几个村里大户。尴尬的是，演员讨论得热火朝天，村民却一言不发。有人临走时甩下一句，“忙活半天，能帮俺们多卖一斤粮食吗？”最后，村民走了个精光，留下一堆“城里人”面面相觑。
好多村民指望着发展乡村旅游，因为“来钱快”。牟昌非总拿乌镇戏剧节给他们讲道理。“乌镇是什么地方？好山好水！咱们这有啥？”在他看来，旅游是个锦上添花的事，没法雪中送炭。对于中国大部分普通村镇，这条路不好走。
最近他联系设计师，要把村里的几座老屋改造成 “演员宿舍”，原则就是“用村里材料布置，让大家看看平房可以和城里高楼一样舒服”。
“村里发展起来，也有未来，有城里吸引人的那些东西，可前提是年轻人肯在自己的故乡停留，别自己都觉得城里比农村高一头。”他想着。
但是，戏剧节里几场戏过于抽象，老头老太太在散场后对牟昌非说，“咱们农村人没文化，看不懂你们城里高端的东西。”
他只能拜托参演团队，今后到村里演戏，要尽量演老百姓看得懂的本子。最好在庄里多待段时间，和乡亲们深入接触。
牟昌非不知道何时才能得出自己预想的实验效果。放眼望去，还在村里的同辈，都把离乡进城当成梦想。有的人家，家里有了小楼和轿车，还要每天夜里跑到隔壁县，在大棚里摘整夜的菜赚三百块钱，就为攒钱在郊区买套房。牟昌非试着问过，为啥条件这么好还要拼命在城里买房？回答很简单，“孩子还是得上更好的学”，噎得他说不出一句话。
他苦笑着说，村里的年轻人去城里卖保险，跑销售，至多晚上回村睡个觉。还有年轻人在市里谋到了保洁、领班类的职位，那就等于在城里扎了根，算是“成功走了出去”。这种情况下，“梁漱溟他们一辈子都没解决的问题，我能做好吗？”他忍不住自顾自嘟囔一句。
最后的答案只能是“交给时间”，他想或许戏剧节一届届办下去，就会有效果。
可是，真的有那么多时间吗？牟昌非每每带人走在村里最中央的那条马路上，都要指出那些砖已发黑，藤藤蔓蔓几乎要遮盖墙壁的破败老屋。
“看，只要老人一走，这些屋子就再也没人来过，再也没人来了。”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程盟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