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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下午1时，特朗普已经被美国人民任命为新总统了，据说这是美国人的一大趣味转变：什么精英，如今我们草根要坐天下！但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万众楼里，中国大众的趣味还没变，依旧仰望精英，吃瓜围观——一小时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两位教授，林毅夫和张维迎将辩论国家产业政策。
说起来，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每天都奔得气喘吁吁，新事物、新思想、新辩题“突突”地冒。随便一捋，火药味浓烈的便有：关广梅1987年投书《经济日报》引发社会关于租赁企业姓资姓社的讨论；2000年吴敬琏股市赌场论招来各路大佬轮番走台；2004年郎咸平“国退民进”的论断惹起经济学和法学人的各种对垒并直接把顾雏军送进监狱……而这两位，也是出了名的辩手，除了群辩，还喜单挑，林毅夫与杨小凯的后发优劣之辩，张维迎与高西庆股市公平之争，都留下印记。
今日两位顶尖经济学家要掰扯的产业政策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核心就是在市场中，政府的意念或期许是否必要。比如这一两年，许多中学顺应风向，把排球篮球特长班改成了足球，学校这么做对中国足球的发展是好是坏？这么多原来练篮球排球的大个儿改玩足球，将来进了球场，中国人把球顶在头上，三传两带晃悠悠地就把球送进对方的大门里，而老外只有跳着脚也够不着的份儿？这样的产业政策靠谱吗？大家是不是应该辩论辩论？
粗看林张的辩论，说实话，没有出乎预料。
林毅夫支持政府产业政策：就像毛泽东说的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国家要完善的基础设施太多了，如果你全都做，但资源不够多，只能像邓小平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就是让一部分产业的软硬基础设施先发展起来，最后是大家共同发展。但林毅夫也坦率，说他在世界银行当首席经济学家时研究产业政策，一千多个经济学家反对，理由是“二战”后很多使用了产业政策的国家，包括日本，效果很差。但林毅夫还是坚持，不能不要产业政策，那样做是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他给出的药方是：提高成功概率。
对此，张维迎兜头驳之：他一直试图从理论上寻找产业政策失败的原因，发现这和计划经济失败的原因完全一样，概言之，一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二是因为激励机制扭曲。更通俗地讲，一是由于人的无知，二是由于人的无耻。张维迎没有说出的话是：人无知是必须的，因此不可能提高成功概率。
纵观此类经济或治国之辩，大多是政府与市场掰手腕的游戏，除去前面提到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辩论，1069年在首都汴梁有一场“延和殿廷辩”，亦是如此，王安石主张中央要实行经济集权，司马光认为要以农为本藏富于民。
2000年1月3日，证监会副主席高西庆与中国政法大学方流芳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教授有一场辩论，末了，高西庆说：作为政府官员，要来对付学者提的问题是非常困难的，各位站在我的位置上去辩论也一样的困难。我要讲的是，国营企业在市场上到底应该占有什么样的位置，政府应该给他们什么帮助，我们必须历史地看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一下子把国有企业通通放到市场上。我以前工作的老厂，将近6000人，2800多名离退休职工，只靠一个100多人的家属易拉罐工厂的产品过活，问问这些老企业，这么多人怎么处理？让国家拿钱去给他们增加收入？你了解中国的税收有多么困难吗？
在中国，像高西庆这样在位的官员大多不喜欢参加辩论，肯出头的多是没有实权的学者。而在美国，官员必须舍得老脸冲锋。2008年为对付全球金融危机，美国财长保尔森轮番舌战议员要求批准刺激资金，甚至不惜给众院议长翠西下跪。
王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