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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我到北京参加一次会议时，幸运地发现清史专家朱维铮教授也出席了同一会议。他极富才学，或许性情也最火爆，但对我而言还是一位慷慨的良师益友，在我需要之时往往不吝提出明智建议。犹记得一次在月坛公园正散着步，我突然向他坦露曾数度迷茫的心声——既然我不是中国人，那当一名中国历史学家到底有什么意义？我到底怎样才能像理解母文化那般，更真切地理解中国呢？
朱老师打了一个比喻来回答：“你想象中国是一个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视线之中，而你在房间外头，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诉你屋内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外国学者。”
朱老师对中国同行们的研究局限多有责备，但他相信，我们这样的外国人的确能够带来些什么，而且我们拥有一种中国人无法依靠自身开辟出的观察视角——我们对中国的观察，受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经验的影响。听他释疑解惑，我不禁想起明朝时的一句俗语：中国人用两只眼睛观察世界，欧洲人只用一只眼，其他地方的人则都是瞎子。我相信，朱老师是觉得他这一代中国学者只睁开了一只眼，而外国历史学者正好为他们提供了第二只眼。
作为一个二十来岁才开始研究中国的学者，我自然是站在“房间”外面来观察的，我大致上与中国的“文革一代”同辈。彼时正是西方史学经历大转折的时期，历史已从宏大叙事逐渐转变为普通人在其所处社会的约束与机遇中所经历的生活。对于一个在此时拥抱中国明代社会和经济史的外国人来说，我最想求教的历史学者并非来自西方，而是一个中国人——傅衣凌。傅衣凌对与我同辈的中国历史学者产生了巨大影响，让我们知道如何用明代史料写出各个阶层民众所经历的历史，而不是统治家族支配的历史。上世纪70年代末，我有幸在北京见过傅老师一面，至今仍后悔没能向他学习更多，就像我从朱老师那里学到的一样。
当哈佛大学出版社邀请我主编一套“帝制中国史”时，我找到了3位同辈历史学者陆威仪、迪特·库恩、罗威廉，他们多多少少形塑了我在社会关系和物质文化方面的兴趣。我们并非用同一种语调或国家视角来论述问题，但我们差不多是同一代人，踩在同一片知识的土地上。我并未做多少导引，主要是请他们引用自己和其他人近期研究的一些成果，我可不想我们只是在重复老套的故事。
另外，我请他们仔细考虑在他们所写的那个时代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并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写作。我希望他们抱着生命经验之复杂的想法，而不是退回到一套统一的、早已建构出的历史叙述中，即“历史事件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它该发生”。他们应该从自己所写时代的内部而非外部来呈现那些岁月，但同时，他们的写作也需要囊括该时期内中国所征服的地区，这就要求他们不仅从内部来观察，还要具备全局眼光，使影响该地区历史进程的非汉人形象更加具体。
这套“帝制中国史”仍保留的一个传统，是按照朝代来划分中国历史。我所写的《挣扎的帝国：元与明》卷，与《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等其他五卷，有一个显著不同，即我越来越喜欢从环境的角度来看待历史——我们应该好好利用环境研究领域正不断涌现的最新学术成果。我逐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元明四个世纪的历史中，对民众生活经历和政治时运产生影响的最重要因素正是气候变化。
现在，我邀请你们走进这个中国历史的“房间”，而我们4位作者正站在外头观察它。我希望你的确看到了一些你会错过但值得留心的东西。我还希望我们发现的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能够激励你们用自身的内部观察视角来检视中国的过去与未来。
